请允许我说老实话，我的一生是个职业编剧者。编剧，自然联系到戏曲的各个方面，也可以说我毕生是从事戏剧事业的。但这并不是说，我踏入社会以来，天生就能编剧。比如开个店铺，也需要有个趸积货品、储备原料的过程，编剧，自然也要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说来话长。

我五岁读书，略识之无。入中学后，家父命我专攻英语，白天上课，晚间还要上夜学，以求深造，什么《那氏文法》、《天方夜谭》、《伊索寓言》等，我都学过三四遍。但是，我的兴趣所在，却叛悖严命，偏偏酷爱古典文学，尤喜骈文。课余之暇，先从《六朝文絜》、《昭明文选》读起，次第背诵唐宋四六、清代八家，什么袁枚、阮元、陈维崧、吴锡麒等人的著名篇章，直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自序》，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一边诵读，一边习作，寿序、墓志、游记、笺启以及演连珠，无不试作。逐渐觉得还不过瘾，进而学写律赋、古赋。又将音韵方面的知识，提到学习的日程上来，什么词步韵脚、平、仄、阴、阳、双声叠韵、出韵犯音，都要弄通。尤其是一部《平水韵》，北人读来，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八庚九青，三肴四豪，“平上去入”、“入”转“三声”，必须从师指点，强记心中。我对此虽然耿耿于怀，却找不到科学的根据，只得强记死背。幼年脑力尚健，记准一字，便是一字，到老不忘。当时认为这是个既苦且僵的功夫，而在无意之中，却打下了如何能使文字声调铿锵、音协韵妥的基础。律赋是大块文章，律赋通了，写些绝句律诗、词曲小令，在遣韵用字方面，就觉得容易多了。今天看来，写剧词的起码要求，不外于文采多姿、声顺字响、上句开辙、下句叠翠，我以诗词赋曲的功夫而施于剧词，单就选辙押韵，可说是出其余绪的。这一段过程，也就等于开一个店铺，囤积一部分原料的过程。

家父是个京剧的狂热拥护者，他在晚清时代供职银库小吏，上午应卯，午后即到前三门各戏园看戏，风雨无阻。他虽然不及亲睹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大鼎甲”的演出盛况，而于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俞菊笙、陈德霖、何桂山、王瑶卿、杨小楼、金秀山、黄润甫、刘鸿升、汪笑侬、田桂凤、杨小朵、路三宝、龚云甫、王长林、钱金福等赫赫名流的声容绝唱，都曾寓目。而且好听连台本戏，诸如八本《雁门关》、八本《德政芳》、八本《混元盒》、十本《五彩舆》等，连贯看来，默述如流。因为好戏，他也曾学过小生，只是当时家规严厉，不许粉墨登场。可是，我家的至亲中，却有一位不仅粉墨登场，而且是纯粹艺人的梁惠亭。惠亭公是我的姨父，唱正工铜锤花脸，昆乱不挡，嗓音绝佳，能唱“正宫调”的《芦花荡》，同时期以“铁嗓钢喉”闻名的何九先生（何桂山）对于惠亭公也不能不心悦诚服。惠亭公时常到我家来，与家父谈天，谈来谈去，总是谈到当时京剧界的著名演员的艺术，不是大头（汪桂芬）的“脑后音”多么刚拔，一时无两；就是叫天（谭鑫培）的“云遮月”的嗓子怎么有味，超越前人；要不就是老乡亲（孙菊仙）的“脆音”怎么气力充沛，变化多姿；秀山（金秀山）的“口鼻共鸣”怎么浑厚；黄三（黄润甫）的“锣鼓经”怎样地抬手动脚，应节合拍……我虽年幼，侍立静听，日久天长，潜移默化，对于京剧不知不觉地也产生了幻想般的向往。逢年过节，家父也带我到剧场看戏，如此耳濡目染，感觉到京剧的艺术境地，恍如海底龙宫，不知蕴藏着多少奇珍异宝。

先祖母主持家政，日常生活倒也俭约，唯性喜热闹，每逢寿辰，必叫来一台滦州皮影戏，或是“金麟班”的大台宫戏（即杖头木偶戏），或是带小戏的八角鼓莲花落，在家演出，遍请亲友，一同观赏。遇到整寿之期，必由惠亭公担任“戏提调”，邀请他的知好名伶、名票，租赁饭庄戏台，午局带灯（即昼夜两场），演唱大戏（当时称京剧为“大戏”）。记得先祖母五十整寿那年，惠亭公特邀孙菊仙合演《断密涧》，两人嗓音都冲，几段对唱，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台下哄起雷鸣般的彩声。戏演完了，我好奇地到后台看看李密那张花脸是怎样地“卸”下来，只听孙菊仙以响亮的大嗓，半开玩笑地向正在卸脸的惠亭公说：“惠亭！你今天要唱出血来是怎么着？”惠亭公一边用细纸净脸，一边也以洪亮的嗓音回答：“好货便宜至亲。亲家办寿，还不给点真格的？！”孙菊仙似乎负气地说：“你有多少真格的，今天都抖搂出来，叫老哥哥见识见识！”惠亭公也不服气地说：“好！晚上再烦您一出，哥儿俩台上见！”孙菊仙说：“就那么办！白天西皮，晚上来出二黄的《二进宫》，我听你那句‘保国家’上得去上不去！”（《二进宫》剧中徐延昭唱最后一句“保国家全仗你杨家父子兵”的“保国家”，须用“嘎调”，而花脸唱“嘎调”最难。）惠亭公说：“好嘞！按咱哥儿俩的调门，绷足了，非请‘石头’不可（“石头”是陈德霖的小名，当时的旦角演员中以陈德霖最吃高调门），谁辛苦一趟？”管事的在旁说道：“德霖今晚有戏，撞上了。要不，就请子芳吧？”孙菊仙和惠亭公几乎同时说道：“子芳也行，我们同过台，抻练过。”于是，家父补了一张请帖，还由惠亭公陪着，同到陈子芳家中。陈子芳是当时票界旦角中最能吃高调门的，他听说与孙菊仙、梁惠亭合演《二进宫》，便兴高采烈地连声应允，驱车而至。当晚这出《二进宫》，珠联璧合，更比白天的《断密涧》听着过瘾，生、旦、净三人对啃，如同洪波细浪之中奇峰时涌，惊得我目瞠口张，直到最后一句“保国家”，惠亭公唱得戛然直上，真如鹤唳九霄，把孙菊仙激动得忘了是在演戏，竟然以天津方音脱口说出：“惠亭！真有你的，我算服了！”台下哄然，戏进尾声，皆大欢喜。《二进宫》唱完，大轴是《安天会》，在李天王派将那一场，上几十位演员，扮相瑰丽，脸谱绚美，更使我对京剧的奥秘，要做个探险者，一穷究竟。此后，我就找个机会，恳请惠亭公教我花脸的演唱。

说也奇怪，家父虽不惬意于我的弃英语而学骈文，却很同意我在课余之暇学京剧。现在想来，不足为怪，因为家父自己就是个戏迷。惠亭公征得我父亲的同意，开蒙便教我《托兆碰碑》的杨七郎，次第教我《二进宫》的徐延昭、《草桥关》的铫期。我很笨拙，对于唱腔的“板眼”领会极钝，一句“娘娘待老臣恩如山”，学了数十遍，总不够“板”，只得耐着一副枯燥的心肠，硬着头皮习练。实则我所感到的枯燥，倒不是“板眼”难工，而是我天生的好动不好静，看了台上的马武、张飞、李逵、牛皋这些活跃的角色，对于铜锤工的铫期、徐延昭、杨七郎的表演，便觉得沉闷。年轻胆大，我就向惠亭公要求学习我喜爱的那些花脸角色。惠亭公笑着说：“好啊，你要学黄三爷啊（“黄三”即是著名的架子花脸演员黄润甫）！可惜我不是这个工，请我的盟弟胡四爷教教你吧。”于是，惠亭公便带着我去拜访胡子钧先生，从此我便向胡先生学习架子花脸戏。

胡子钧排行在四，公称胡四爷，他的二哥胡子言，唱小生，学德珺如，公称胡二爷。他们与惠亭公结邻于西华门，在剧界中，公称他们三位为“西华三杰”。子钧先生以票友身份，偶与惠亭公在堂会戏中同台演出，一时瑜亮，颇有盛誉，尤以分演《穆柯寨》中的孟良、焦赞，公论不下于当时的名伶金（金秀山，饰孟良）、黄（黄润甫，饰焦赞），这是因为子钧先生就是学黄三的表演艺术的。他在架子花脸戏外，兼擅昆净，《嫁妹》、《山门》、《火判》、《功宴》，时常演出。尤其是他“六场”通透，“横的”能吹，“竖的”能拉，更精于司鼓，当时的“票界大王”红豆馆主溥西园每演《宁武关》、《单刀会》等剧，必请子钧先生司鼓，因而他每天总有堂会。我白天上学，晚间学戏，与子钧先生在时间的安排上是有矛盾的，常常是“程门空立雪，绛帐枉执经”。子钧先生念我心诚，便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向他问业的黄占彭先生先教我每出戏的唱、念，然后由子钧先生教我身段。虽然是票友教票友，但是规矩极严，命我从开场戏学起，先学了《庆阳图》的李刚、《太行山》的铫刚、《龙虎斗》的呼延赞，循序而进，再学中轴戏《取洛阳》的马武、《下河东》的欧阳芳，最后才学《盗御马·连环套》的窦尔墩，《长坂坡》、《阳平关》、《战宛城》的曹操。这时，我已十五岁了，居然也能在“清音灯台”上坐唱一出，然而恪于家规，还不允许我粉墨登场。

一九二六年，我十六岁，从郎家胡同第一中学升入京兆高级中学。同窗少年，风华正茂，也有些喜好京剧而能唱几段的。偶逢新年，校方举办游艺会，我们便倡议彩唱。记得我在第一年的游艺会上，演出了《托兆》的杨七郎、《卖马》的单雄信。第二年升级了，居然演出了《捉放曹》的曹操、《连环套》的窦尔墩。第三年演的是《草桥关》的铫期、《定军山》的夏侯渊、《失街亭》的马谡。京兆高中游艺会中的彩唱京剧，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其他学校，纷纷跬步，有时我也应他校之约，演出《法门寺》的刘瑾、《闹江州》的李逵。从此，与社会上逐渐接触，同时也结识了几位此中同好，辗转相约，竟然背着家里，在外面戏园演出。戏园演出，是要张贴海报的，那时我的名字是“翁麟声”，于是，翁麟声君演《连环套》、演《法门寺》、演《群英会》、演《黄鹤楼》、演《李七长亭》的海报，遍布街头。纸里包不住火，家父明明看到海报，见到我却心照不宣。有一次，我与名票纪文屏在地安门大街同声戏园演《连环套》，我们的演出博得了许多彩声。我正在得意之际，忽然看到家父坐在台下瞪着眼睛看我，原来是他下班回家，路过地安门，便入场一观。我怀着鬼胎，以为回家必受斥责，不料见到家父，他却很有兴致地对我说：“你这出戏演得不错。可惜你姨父去世了，不然，干脆拜师下海，咱家从你这一代起，就弃士而优吧。”这真使我感到意外，不但没有受到斥责，反而得到鼓励。以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更“名正言顺”地在外演出，而对于京剧艺术的深造之心，也与日俱增，于是又请了溥华峰、徐振芳两位先生教我打把子，由是拿刀动枪、身段繁重的戏，又学会了几出，如《战宛城》的典韦、《通天犀》的许起英、《青石山》带《斩狐》的周仓等。同时，《嫁妹》、《火判》、《芦花荡》等身段吃重的昆净戏，也逐步地向子钧先生学会了。(www.daowen.com)

一九二九年，我于京兆高中毕业。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盼到毕业，即是失业。同时，家境也日益衰落。好不容易辗转托人，得以在第二小学里担任了庶务工作，那繁杂的出入账目，使我如坐针毡，索然忍耐；每月所得，不过是二十元的薪金。自思假若我作点小说，写点戏评，也能博得二十元的稿酬，与其枯守而喑，何如脱樊而鸣？思来想去，便毅然辞职，专意在家写作。我鼓足勇气，向各报投稿，居然应选，后又同时担任几家报刊的长篇小说连载的写作，综合所得，竟能超过庶务的薪金。每天上午写作即毕，下午便如鱼入海，大唱其戏。

虽然大唱其戏，却不是天天粉墨登台，而是遍串九城票房，坐唱清音。那时，北京学京剧的票友极多，票房林立，每天对外公开营业的，四城各具其一：南城有前门外的第一楼，东城有东安市场的德昌茶楼，西城有西单商场的民生茶社，北城有义溜胡同的通河轩。另外，纠合同道，组织私人票房的，九城都有。我常去的基本票房，在小厂胡同，是“银库王”特为他的儿子王瑞芝（即先为余叔岩调嗓，后为孟小冬、谭富英托腔的著名琴师王瑞芝）学习胡琴而成立的。中坚名票是我的先生黄占彭和他的盟弟程茂亭，还有他们的好友秦嘏庵、程月峰、邵午樵、傅久安等。我是晚辈，只唱些开场小戏或零碎配角，但我胆大敢说，曾提议排些大戏，免得天天《武家坡》，日日《失空斩》。程、黄二位，居然采纳了我的意见，先过排了全部《一捧雪》，从“搜杯”起一直演到“审头刺汤”、“雪杯圆”，由程茂亭先生前演莫成、后演陆炳，最后由秦嘏庵演“雪杯圆”的莫怀古。茂亭先生精于余派唱工，余派唱工戏无一不能，念白戏则学贾洪林，口劲极好，还能学杨小楼。继《一捧雪》之后，又排演了《四进士》，从“双塔寺结拜”起一直唱到“三公堂”，也是由程茂亭先生演宋士杰。这两出戏，在清音桌来说，司鼓者至为重要，他必须在头脑里有一个舞台，凭他的记忆，用锣鼓开出场序。唱者也必须精通“锣鼓经”，熟悉场数，才能闻其声如见其人，与正规的舞台演出丝毫不差。有时，著名演员清音坐唱，舛错时出，反而不及票友严谨。所以，内行尊重名票，懂戏的人并不小看清音桌。我们过排了两出大戏，其他票房都很羡慕，前来参观者极多，使我们无形中得到鼓励和揄扬，尤其是胡子钧先生，大发豪兴，提议再排文武带打的大戏，于是，《长坂坡》、《定军山》带《阳平关》、《连营寨》、《战宛城》等陆续响排。胡先生的鼓，打得干净利落，节奏清楚，不但使文场子如见舞台，就是大开打的场子，单凭他的鼓箭指挥，大锣、小锣、铙钹、堂鼓应节而奏，打出有板有眼的“锣鼓经”，也能使听者联想到舞台之上这时在打什么“套子”、什么“荡子”。在这几出戏里，需人很多，我也参与其盛，唱过《长坂坡》的张飞、《定军山》的夏侯渊、《阳平关》的徐晃，话白虽然不多，而“节骨眼”和“锣鼓经”必须烂熟于心，才能楔榫严合，不出纰漏。同时，我主唱的架子花脸戏如《取洛阳》、《下河东》、《红逼宫》、《庆阳图》等，也都是锣鼓繁多的戏。当时的清音票房有个传统公例，在你不参加演唱的戏里，你可以动动场面，协助伴奏。这当然是从小锣学起，再学大锣，进而还可以学司鼓。我因为贪于听戏，学场面的兴趣并不浓厚，但还是向子钧先生学过小锣，参加过场面伴奏，用以调剂枯坐静听而活跃精神。后来，小厂票房因故解散，我又和好友杨少泉兄，重组“辛未社”票房于什刹海大翔凤胡同，并把小厂的名票前辈都请了过来。这时，黄占彭先生年事已高，大花脸的戏都让给我唱，黄先生则兼唱小花脸，他最为得意的角色是给我配演《审七长亭》中的解差崔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对于京剧的锣鼓、曲牌的内容和使用，不期然而然地默熟于心，并且对于各个名剧的精华场子，从静听而联想到舞台，再由舞台而印证默记，嚼蔗回甘，津津有味。如程茂亭先生与黄占彭先生合唱的《审头》、《开山府》，程先生与赵华五合唱的《清风亭》，程先生与李卿云合唱的《宝莲灯》等，这些戏里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唱与念，精细得间不容发，看舞台上的演出，会有一股强烈的艺术魅力把我牢牢拴住，令我屏息凝神地静观，无暇思索。然其艺术精华何以至此，就没有给我深思的机会。但是在清音桌旁，静听而思，思而有得，这就给我提供了研究、分析的广阔余地。因此，我对于每出戏的结晶所在，逐渐领悟，进而浮想联翩，对于完成这些名剧的编者和演员，产生了一种歆羡而探索学习的心理，如此揣摩，不期然而然地给我后来亲手编剧打下了一个探讨剧本结构的基础。这也正如同要开一个店铺，再一次地积累了一些原料。

我既然偏爱身段较多的架子花脸戏，当然不甘心只唱清音。如果说从一九二七年起我已走上舞台，那么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在上午写作、下午清唱那个时期里，粉墨登场的实践机会已愈来愈多。那时期社会上办义务戏的人、唱搭桌戏的人，纷纷约请只要“脑门”（“脑门”，即协助演员扮戏的一切开销）不要“戏份”的名票，或约请车笼自备、清茶不扰的票友，凑戏一台，大撒“红票”（以情面关系、辗转推销戏票），前台进账多，后台开销少，从中牟利，何乐不为？这些经纪先生，都有一本暗中的行情：哪位名票能抵哪位名伶，观众公认，心中有数。当时，他们把我翁麟声的行情，虽不能比拟于侯喜瑞，也能抵一位苏连汉。请苏连汉演出，至少要开“戏份”十元，而请翁麟声演出，不但省了这笔支出，反而叫我自开“脑门”，例赔十元。因此，约我演出者，月必数起，我也装聋作哑，有约必应。当时的北京观众对于花脸戏，重“架子”而不重“铜锤”，最欢迎的流行剧目是《连环套》、《法门寺》、《战宛城》、《阳平关》、《审七长亭》、《取洛阳》等，因此，我演出的戏码也不外此。但我是从兴趣出发，又非以艺谋生，总唱这些戏就觉得腻了，反倒愿意唱《群英会》的黄盖，《四进士》的顾读，《开山府》的严嵩，《回荆州》、《黄鹤楼》的张飞，《穆柯寨》、《辕门斩子》的焦赞，《宝莲灯（打堂）》的秦灿等所谓配角的人物。由于我的这个特性，更开了约者之门，所以，北京的舞台，从前三门的第一舞台、开明戏院、中和园、华乐园，到东城的吉祥戏院，西城的哈尔飞戏院、长安戏院、新新戏院，北城的和声戏园，直到偏僻的隆福寺街的来福戏院、东四的东四戏场、阜成门大街的萃华轩，这些戏园中大大小小的台毯上，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雪泥鸿爪，恍如春梦。

虽然已会在台上演戏，熟悉了一些表演技术，但是对于后台的扎扮化装，也必要学会一套技巧。我向惠亭公和胡子钧先生学戏时，就深深铭记着他们二位叮嘱我的话：“前台后台，都要吃透，甭叫人家说你是‘羊毛’（“羊毛”是内行嘲笑票友的讽刺语）！”因此，恪遵师训，严格要求自己。我演花脸，第一步化装，自然是勾脸。最早出台，是先请内行先生给我勾一半脸谱，然后我再模拟勾画另一半，渐渐摸到规律，一年以后，也就完全掌握了勾画的技巧，自己勾脸了。我有个独癖特嗜的毛病，喜欢什么就要废寝忘食地研究它。自己学会了勾脸，对脸谱就大感兴趣，不惜重金一掷，搜集临摹，绘聚成册（关于我对脸谱的搜集与研究，另文详述）。勾脸以外，角色的扎扮，也需要演者本人与衣箱师傅密切合作。例如，我演扎“硬靠”的马武、焦赞、马谡以及扎“软靠”的黄盖等角色，虽然有二衣箱的师傅替我先扎“靠腿子”，再披“靠身”，而他递过“小带”时，我必须懂得左手接哪一根、右手接哪一根。至于“靠杆子”预先烘烤，也要花点“酒钱”，事前通知。还有些必须自己动手的琐事，稍纵即逝，临场不及。例如，演《捉放曹》的曹操，“杀家”之后，就必须把“黑满”的旁髯，戗起一缕，以表示曹操杀人性起的紧张心理；演《开山府》的严嵩，在“打嵩”之前，就必须把“苍满”的两侧，蓬起两缕，同时把“汾阳盔”斜倾，迎着［乱锤］锣鼓出场，以表示严嵩在开山府中被常保童乱打一顿后的狼狈丑态；演《群英会》的黄盖，“假报军情”时的提灯上场，灯笼就在后场桌上，必须自己去拿，没人伺候，假若不懂个中规矩，空手上场，那么，得“倒好”的后果，应由演者负责；演《审七长亭》的李七，必须在顶着上场之前，自己用红、紫、白三色彩笔攥成一束，点画额上的“伤痕”，以示血肉淋漓，同时还要顶着锣鼓，在“蓬头”上撒一把茅草，然后跳着“疙瘩步”出场，才能显示李七久羁狴犴的气氛。另外，我还有个自相矛盾的毛病：一方面是恪遵典范，一方面又爱自作聪明，别翻花样。例如，我演《闹江州》的李鬼，遵老例必要穿“拳衣”而扎“黑鸾带”，但对于鬓边的粉红簪花，又觉旧例不美。我跑遍了花市大街，买了一枝新作的米黄色纱质大丽花，又请盔箱师傅将此花安上“别子”，插在“棕帽”旁边，才能如愿以偿。又如，演《群英会》的曹操，持书上场，例由后场桌预备一册小学生的课本，既薄且小，大减孟德威仪，我演这个角色，必定由家中找一本元明善本书，把卷而上。有人看后，说我演得有威，恐怕就“威”在这个善本上了。有时我演《群英会》的黄盖，又坚持必扎“黄靠”。有一次在吉祥戏院，我与关醉禅、王文源等合演此剧，我才勾完了脸，便问“黄靠”何在。当时，二衣箱的师傅抱歉似的对我说：“对不住您，忘了带了。”我少年气盛，立刻要质问承办人，二衣箱师傅笑颜相陪地说：“您不用着急，叫伙计取一趟吧。方便！方便！您给个车钱。”我知道有钱就行，当时给了一块钱，只这一金之力，不到五分钟，那身崭新的“黄靠”就如同魔术般地从箱底里拿出来了。像这样“花钱买脸”（票友唱戏，美其名曰“耗财买脸”，实则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精神）的事，几乎每约必有。在这一个时期里，我每天辛苦写作得来的稿酬，竟有一大半用在唱戏的开销上。但这也是一个积累原料的过程，使我对于后台的一切细节深有所知，为以后编写剧本，打下一个能与演员顺利接触、共同排演的基础。

当我畅演于红氍毹上，酣歌于清音桌旁的同时，并没有因为酷嗜演剧而冲淡了我喜爱古典文学的兴趣，只是受到演戏的影响，逐渐偏重于阅读浏览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关、王、白、马”、“一人永占”、“西厢”五剧、笠翁十种，虽非尽得精华，也可以说是尝遍知味。我觉得祖国的戏曲艺术，在文学价值上，并不下于诗骚辞赋、子史说部。京剧虽然词句稍逊，但其白描手法、组织艺术，有的是超越前人的。当时的文坛之上，衮衮诸贤，视京剧如草芥，对京剧不屑一提，甚至有人对于梅兰芳以男演旦，引为“国耻”。他们各走极端，一种是遗老遗少，虽爱看戏，却视京剧为下九流，是“伺候大爷高兴的”；一种是崇洋志士，执著于民族虚无主义，认为祖国一点艺术也没有，京剧更是“下里巴人”，俗不可耐。我因疑而愤，心想：京剧并没有只唱“潘金莲”，揭露了你们诸位先生的祖上秽事，何以如此憎之入骨？幸喜当时有一位谈剧名家凌霄汉阁主（原名徐凌霄），学通中外，文笔隽健，对于挖掘京剧的精华，致力极深，他曾在《大公报》、《京报》创办戏剧周刊，维护京剧，不遗余力。我庆得知音，与他通讯投稿。例如，对于“清理舞台上的垃圾”的问题，我们曾出过专刊，建过刍议。后来，我们在音乐院戏曲研究所中相识，颇恨相见之晚。同时，我又结识了焦菊隐先生。菊隐长我两岁，他深通西剧，又嗜京剧，曾向著名昆曲家曹心泉先生和京剧著名演员冯蕙林先生学过小生。他曾以京剧的艺术与西剧相较，认为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之士挖掘洗涤。受到他的启示、影响，我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态度，遍读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外国戏剧大师的名作，主要是以京剧为鹄的，掂一掂它与西洋名剧的分量究竟相差多少。当然，从剧本上看，这些世界名著，彪炳千古，京剧是难以比拟的。然而，用客观的艺术价值来衡量，京剧却有我们中华民族很多很多的特点和长处。我想，只要从编写剧本，到舞台演出，去芜存精，经过一番整理功夫，使这些特长发扬光大，祖国的京剧未尝不能立身于世界戏剧之林。当时，我出于偏爱京剧的心理，遍诊它的盟友古人、洋人的脉息，再与京剧的脉息互相印证，以便为它治病，为它健身，为它壮气，为它争光。在这样一个较长的过程中，我遍读古本、西籍，无形中为我后来的编剧，打下了一个略通古今中外戏剧作品的基础，又等于为那座店铺，积累了一批原料。

但是，原料尽管一批一批地囤积，那座店铺却没有开业之心，因为直到此时，我还并没有编剧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