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曲历史悠久，秦汉时期即纳入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内，设郡置县，百姓在此耕作生活。三国时期，蜀汉姜维屯田种麦的沓中地区，即在今舟曲境内。北宋王韶经略熙河，曾在洮、岷、叠、宕招募勇士屯田，开垦荒地百余顷，并在此地推行青苗、保马、保甲法。^[3]南宋的郑刚中也在阶州（包括福津、将利二县）、成州营田，开垦土地三千余顷。

由此可见，舟曲的土地中包括沓中及河谷的平坦地带很早就已得到了开发。但是到元代，由于立国较短，加之连年的战乱、天灾人祸频繁，虽然在西固设有军民千户所，但是却没有关于土地开发的记载，大致推断此阶段土地开发情况不佳。

明朝建立以后，开始重视对土地的开发与管理，大力发展屯田，主要有三种屯田类型：军屯、民屯、商屯。西固城千户所属于陕西都司所辖，其三面与藏族地区接壤，是防御藏地的前线，因此在此地发展屯田显得尤为重要。洪武二十六年所定的西固原额为“官地一十九亩二分五厘，民地九十四顷三十九亩八分，两项共地九十四顷五十九亩五厘”。

碑阴记载了舟曲丈地均粮之事的起因缘由：

睠兹西固，居国坤维，当万山之丛，为绝塞之境。番夷昼啸于户外，虎豹夜号于窗前。阁路偏桥，羊肠鸟道。四时积雪，山藏万年之冰；三面受敌，仅通一线之路。军民杂糅而难治，且军强民弱，法网疏阔。莅兹土者，皆将领屯所之人，绝无文职。虽有监牧，或左居教官，暂署一时，朝更夕换，席不暇暖，又何暇有所为乎？以故吏治不修，玩愒日甚。民屯钱粮，自嘉靖以来垂二十余载，竟无通完之期。刑名法律，任情出入。无辜者有戴盆之冤，豪右者逞兼并之谋。典地者父充子继，三二十年，不肯归主，遂攘为己业。以故业主有无地之粮，典主有无粮之地。富亦富，贫亦贫，势不能支，终于逃窜。而里老大户，因有包赔之累，弊窦百出。年复一年，百姓苦乐不均，莫此为甚。(www.daowen.com)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舟曲实行丈地均粮一事的客观条件：第一，舟曲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番夷昼啸于户外”“三面受敌，仅通一线之路”临近藏族地区，军事位置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稳定好此地区的百姓，才能更好地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第二，吏治不修，积弊已久。来此地任职的官员，万历朝以前基本都是武职，文化程度不高，到设置监牧西固同知以后，虽有文官就职，但是他们也不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往往无所作为，以至于嘉靖朝以来二十多年，民屯的钱粮从来没有全额缴纳过，积欠甚多。后文还提到“自洪武迄今二百余年，未经清丈，是以积弊若此”，也表现了官员的懒惰和不作为。第三，豪右占地多，缴税少，势力日益膨胀。“豪右者逞兼并之谋”，豪强地主通过各种手段大量占有土地，然后将贫瘠的土地租于贫民耕种，又将肥沃土地的田赋转移到贫瘠的土地上，无形中加重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田存人亡后，被豪右包占。第四，赋税的沉重，百姓走上逃亡之路。“业主有无地之粮，典主有无粮之地”实际上是在讲：典地的百姓，如果税粮的沉重超过他们的负担能力，则逋欠税粮，而等到逋欠的税粮无法拖延下去的时候，就只有逃亡这条路了。但在逃亡之前，为了应付税粮的追缴，他们将土地的税粮大部分保留在自己名下，再将这部分土地冒充民田出售，从而导致了“无粮之地”“无地之粮”现象的发生及发展。“里老大户，因有包赔之累”：包赔是指粮长、里甲等人将他们承担或缴解的税额分摊到他们管辖下的民户身上，民户逃亡的越多，未逃的民户所摊派的税额就越重^[4]，因此说“弊窦百出”。

此外，从碑阴的碑文中还可以归纳出几点：首先，朝廷增设阶州同知，专管西固钱粮。万历五年，陕西巡抚董世彦“深虑边储重计”“持为之请于朝，增置阶州同知一员，专以驻扎西固城，收放民屯钱粮，催征钱粮，稽查奸弊，审编均徭，准理词讼，专管四里百姓，所官不得分毫干预”。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在西固设阶州同知。其次，万历六年六月，欧阳策调任阶州同知。他就任以后，看到政务废弛，案牍淹没，钱粮额数，谩无所据，因此他搜寻黄册与四柱清册，得出西固四里原粮额数，告知于民，补足钱粮。因此从他上任的万历六年到万历九年，西固的钱粮徭役年年都全额缴纳。这与他个人的勤政与百姓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就是舟曲在万历年间实行丈地均粮一事的历史背景。大的时代潮流以及舟曲地区自身实行田赋改革的迫切性导致了舟曲在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实行丈地均粮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