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九年的《重建西固城东岳行祠记》中记载的军民千户姚富，正德十二年的《重建观音堂记》中提到的西固城军民千户所武略将军李公瑛、弘治改元之岁本所掌印千户李公圮，此三人，可补充万历版《阶州志》千户条。

明万历三十四年的《明承信校尉房公墓志铭并盖》记载：万历三年阶州守备，范延武，而乾隆版《直隶阶州志》记作“花延武”；嘉庆版《武阶备志》作“花延武”；光绪版《阶州直隶州续志》也误作“花延武”。盖“范”与“花”笔画相似，自乾隆年间的方志记错以后，此后历代修志者以讹传讹，以至错误延续。

石门沟摩崖石刻中提到“皇祐四年……通判阶州事朱处仁，……福津县尉王□”，可以补充嘉庆版《武阶备志》职官条中“皇祐四年阶州通判”条、“皇祐四年阶州县尉”条的记载。

康熙“天沆永博”摩崖纠正光绪版《阶州直隶州续志》卷十二“花石关条”记载：“花石关，在两河口，距西固城五十里，即花石峡也。双崖对峙嵌空玲中，中为宕河，对崖石壁间有‘天沆永傳’四字，笔力遒劲。惜旁小字模糊，不知何时所作也。”光绪时的方志将“博”误认为“傳”。

武坪“恩垂万世”碑、八楞信碑中记载“岷州吏目段煊”。而成书于光绪三十三年的《岷州续志采访录·宦迹》载：“段暄，四川汉州（今广元市）人。”碑文中所提到的“段煊”即方志中的“段暄”，因为该碑是光绪三十一年由官府监督树立，树碑之前，碑文的内容肯定要先送到官府查验，段煊也必定见到了此碑文，因此立碑时绝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写错，故该碑可以纠正《岷州续志采访录》中的错误。

此外，明清时期，西固城曾先后属于巩昌府、岷州卫、阶州直隶州所管辖，因此，碑刻中特别是碑阴的官员题名中涉及很多关于以上三地的职官姓名的记载，可补三地方志中职官志所缺。

【注释】

[1]李振翼：《甘南藏区考古集萃》，民族出版社，2001年。

[2]李振翼：《“丈地均粮碑记”与“一条鞭法”在甘南藏区的推行》，《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38—40页。

[3]吴景山：《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4]吴景山：《安多藏族地区金石录》，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

[5]吴景山：《舟曲古代碑铭目录提要》，《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62—67页。

[6]吴景山：《安多藏族地区的金石碑铭》，《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第41—51页。

[7]吴景山：《甘南藏族自治州碑刻摩崖资料述要》，《碑林辑刊》2002年，第264—273页。(www.daowen.com)

[8]吴景山：《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碑刻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38—42页。

[9]吴景山：《甘南藏区摩崖碑刻巡礼》，《丝绸之路》2003年第2期，第24—28页。

[10]吴景山、张超：《甘南藏族自治州碑铭资料的价值及相关问题论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6—11页。

[11]吴景山：《甘肃古代交通金石碑刻目录提要》，《碑林辑刊》（第十七辑），2011年，第186—203页。

[12]甘肃省舟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舟曲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

[13]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99年。

[14]尚丕礼：《石门峡摩崖石刻》，舟曲县文史委员会编《舟曲文史资料》（第八辑），2007年，第129—131页。

[15]尚丕礼：《石门沟宋墓探访记》，《舟曲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2—135页。

[16]张宝明：《建修河边道路碑记（立节出土清代文物）》，《舟曲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36—137页。

[17]唐晓军：《甘肃古代石刻艺术》，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52—156页。

[18]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589页。

[19]《碑刻文献学通论》，第593页。

[20]蔡副全：《石门沟古栈道遗迹与宋代茶马交易》，《农业考古》2014年第2期，第193—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