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菲佛（Jeffrey P.feffer）论述资源依赖理论时指出，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因此，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而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而这些组织是镶嵌在相互依赖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19]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智库可主动寻求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以发挥不同组织间的资源互补优势，从而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指出：“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智库资金保障体系。鼓励基金会等组织依法捐资兴办或资助社会智库。支持社会智库通过平等参与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研究咨询活动。”

1.拓展与政府的筹资渠道。社会智库的独立地位与接地气的研究态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智库的不足。政府应当为有价值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经费支持，并健全与此相关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否则将很难吸引优秀学者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创新性强的社会智库，政府可通过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20]对其指派项目。《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指出：“社会智库可以依法参与政府部门以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形式开展的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活动，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调研数据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在《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支持下，社会智库可通过课题申请的方式从政府部门的招标项目中获取相关的研究课题。可以将研究成果作为标的参与政府采购的竞争，获取经费支持。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将智库服务纳入了政府采购范围，如昆明市政府规定，要鼓励社会力量办智库，形成一批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在智库产品购买、决策参与、承接政府课题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给予平等的机会。地方政府的支持，为社会智库从政府部门获取研究课题创造了条件，社会智库应尽快制定与政府部门对接的方案，承接政府课题。(www.daowen.com)

2.拓展与官方和高校智库的筹资渠道。据统计，在中国的智库格局中，官方或半官方智库占我国智库总数的95%。这意味着，这两类智库在我国的政府决策咨询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源的存量也不容小觑。中国社会科学院2016年度收入预算总计230263.54万元，中央财政拨款占比超过88%。^[21]大多数高校智库属于高校的下属机构，经费也大多来自高校内部专项资金支持或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智库在与其合作的方式上，一方面可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承接这两类智库的子课题来获取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通过直接投资的合作方式对社会智库给予研究经费的支持。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由于自身难以突破的体制局限，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到诸多束缚，与社会智库的合作一是可提升自身研究的客观性，二是作为智库的主导者，与社会智库合作也回应了新时代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要求。

3.拓展与企业的筹资渠道。中国民营企业众多，但具有咨询意识的寥寥无几，这与国外企业动辄求教于智库的常态化思维对比鲜明。正如仲大军先生所说：“社会智库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应当是政府和企业来买单。如果政府部门、企业界今后能转变观念，与社会智库合作，那么用不着公益资金，社会智库也可以发展壮大。”^[22]但从社会智库的筹资实践看，无论是企业还是基金会，对社会智库均较少捐赠。社会智库根植于社会，是公共利益的代言者，是公众利益表达的“传声筒”。从这一角度讲，社会企业也有责任支持其发展。社会智库可寻求社会上的知名企业、基金会、慈善家等与之建立良好关系，在其支持下构建稳定的“资金蓄水池”：一是通过战略合作的方式与有意向的企业签订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为企业的运行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助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二是承接企业的培训工作。此外，研究领域相似的社会智库可寻求与知名度较高的社会智库合作，如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资金总额已将近4亿，该院也愿意与其他智库进行项目合作，并向有关智库抛出了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