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表明，美、英、日三国智库在信息获取、决策、筹资、研创以及成果传播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具体的运行实践中三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1.信息获取方面的差异。上述分析显示美、英、日三国智库在信息获取方面均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搜集机构，信息的获取能力较强，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美国智库在保障智库信息搜集的同时，还注重信息资源的共享。美国智库间的信息支持联盟对各智库研究信息的获取和共享提供了支持。政府为保障公众、大学、智库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对信息的获取，还建立了众多数据库和信息联机检索系统。英国智库虽信息获取能力较强，但在信息共享方面还存在不足。欧洲虽分布有诸多信息咨询公司，但这些公司是通过收费的方式向客户提供信息，这无疑增加了智库在信息与数据获取方面的成本。日本智库中除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官方智库外，大多数智库在研究过程中难以获取政府及时和准确的信息。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也较低，智库支持联盟尚未形成，信息在智库间的流通不畅。

2.决策方面的差异。美、英、日三国智库在决策方面均强调决策主体的多元性，但在决策人员和决策方式方面存在差异。美国智库的项目委员会在决策中，成员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为研究课题的设计、研究过程的管理以及最终研究成果提供诸多参考意见和建议。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帮助智库与其他智库间建立沟通平台。英国智库与政党或政府关系密切，决策过程中也有政府或政党人员参与，如英国著名智库查塔姆社的主席就分别由英国议会三大党组成。此外，还有部分英国智库在决策过程中强调“会员制”，由各会员单位选择资深人士组成董事会，对智库内部的财务、人事等重要事件进行决策，听取智库年度汇报，参与年度计划的制定。日本智库在决策过程中则实行分权并尊重研究员的个人创造性。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审议重大业务，“评议会”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有“调查协议会”讨论课题立项等。^[37]

3.资金筹集方面的差异。美、英、日三国智库在资金筹集方面的多元性是其共性，但在多元性的同时也各有侧重。美国智库的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捐赠（基金会与企业）和个人捐赠，出版收入较少，如布鲁金斯学会2011年资金总收入中出版收入仅占3%。此外，“拉赞助”也是智库理事会每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各大智库的年度报告中，通常会列出提供赞助的机构和个人名单。英国智库虽强调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但英国智库的业务量有1/3来自英国政府。为推动智库发展，英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海外工程基金”以鼓励智库向国外工程报价，政府可垫付报价费的50%，若不中标，垫款可不归还。^[38]日本智库虽可从多方筹集到资金，但从日本智库的资金来源可看出，政府和企业依然是智库资金的主要支持者。如日本一些知名智库要么是准政府组织，要么是大企业财团的附属机构。(www.daowen.com)

4.研创机制方面的差异。美、英、日三国智库虽在研究团队方面较为合理，研究能力也较强，但也存在一定差异。“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征，实现了人才在智库与政府间的双向流动。在美国，政界人士出身于智库的也不在少数，如布鲁金斯学会现有的200多位研究人员中约有一半具有政府工作经历，加入奥巴马政府的就有36人之多。^[39]英国智库虽大多与政党关系密切，但其“旋转门”机制却并不发达。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限制了智库人员跻身政界，智库研究人员很少参与政府决策。与欧美智库相比，日本智库的“旋转门”多属半开放，即政府官员到智库内任职的情况较多，但智库人员到政府任职却较少。另外在规模上，日本智库除了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或大企业下属的智库外，大多数智库规模较小。据日本《智囊团年报》的资料显示，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40]这些智库往往难以实现与政府官员的对接。

5.成果传播方面的差异。美国智库在利用多元传播渠道的同时，更注重通过“旋转门”机制将研究人员推荐到政府部门，注重利用这些人脉关系将研究成果推向政府决策部门。在成果传播的效率方面，美国智库由于信息网络发达，智库的成果传播效率较快。美国智库大多属独立型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较强，容易被公民和政府接受。英国智库大多具有党派属性，智库研究的意识形态明显，智库成果的传播效率与党派是否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具有直接关系。一些无党派智库虽利用多种传播渠道传播研究成果，但往往难以进入决策过程。日本智库在研究成果的传播方面更多是依靠智库与政府关系，两者关联程度的强弱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研究成果的传播效率。但在日本，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智库大多是官方智库，或者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下属智库，小型智库则不具备此类能力，在智库研究成果传播效率上差距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