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主化的决策机制与注重信息资源累积的信息机制

（1）决策机制民主化。与政府部门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日本智库在决策方面更具针对性，研究选题也更能契合政府和公众需求。日本智库在决策过程中也大多设有理事会，成员也大多来自不同的领域，在决策过程中各领域专家针对选题提出不同的建议，使智库在决策过程中能以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和政府需求为决策指向。在管理方式上实行分权制，尊重研究人员的创造性，管理部门仅负责组织相关专题，采用小组负责人的方式。

（2）注重搜集与积累的信息机制。与欧美智库相比，日本政府信息公开程度相对较低，但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信息技术较为发达，也方便了智库信息的搜集。大多数日本智库都建有自己的信息搜集机构和图书馆。如“野村、三费、大和等综合研究所不仅设有国际部，还在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的一些大城市设有事务所，情报信息网遍布全世界。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就在世界5大洲拥有34个情报站，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都设有站点，信息准确，应急对策及时”。^[22]野村综合研究所仅在东京的藏书就达4万册，另有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23]

2.研创机制的人才结构较为合理，资金来源于主办机构的比重大

在研究人员的拥有量方面与研究团队的组合方面，日本智库的研究团队结构较为合理。如野村综合研究所2009年时正式员工就有5000多人，研究人员也是各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其他智库因组织规模较小，在自身定位上也多注重发挥自身专业化优势，组织结构扁平，人员精干。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对日本286家智库所做的调查显示，300人以上的智库仅占日本智库总数的1.4%，300～100人的智库占2.1%，20～10人的智库占23.1%，10人以下的占49%。^[24]这些智库虽规模小，但在专业与年龄方面却较为合理，研究人员通常能占到智库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有些甚至达到80%。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内共25名成员，其中16名是专职人员。年龄结构方面，30～39岁的占人员总数的70%，40～49岁的占12.7%，50～54和25～29岁的各占4.8%”。^[25]日本智库的“派出研究员”^[26]制度也保障了人才的交流与互通。(www.daowen.com)

日本智库资金来源中政府资助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一些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智库，资金来源大多由政府支持。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2011年资金收入中48.9%为政府直接补贴，31.09%的收入来自裁军和核不扩散中心。^[27]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每年需经费300亿日元，其中50%要靠政府供给。随着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也逐渐呈现。其中，合同收入逐渐成为日本智库的重要来源，作为“智力型”的组织机构，在向政府建言献策的同时也会接受企业或个人的委托合同。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合同收入就占智库总收入的11%，野村证券研究所每年委托合同收入也占据了其总收入的较大比例。三菱综合研究所的资金来源中，三菱企业集团的业务只占其总业务的20%，其他业务都是集团之外的，其中50%来自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特殊法人。^[28]社会捐赠这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目前还相对较小。

3.成果传播机制力求多元

与美国智库相比，日本智库虽没有像美国智库那样便利的“旋转门”机制，但在日本，一半以上的智库通过“派驻研究员”的方式使本智库研究员持续地入驻各政府部门。在日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智库，政府主要通过课题的方式下达研究任务，但为保障智库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政府对其研究过程并不会进行行政干预。当然，并非所有智库都能拥有如此畅通的渠道，媒体、会议、论坛、出版物等社会化传播方式依然是大多数智库的选择。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每年都会就各项研究课题举办多次研讨会和论坛，有时甚至是国际性会议与论坛，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播报会议和论坛的主要内容，并将视频上传到网站。该研究所还通过出版书籍、杂志以及政府推荐等来传播研究成果，通过与国外智库的合作来拓展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如与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