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统计，美国智库约1830家，约占全球智库总数的1/4，全球智库前十强美国智库占6家，独立性是美国智库的共有特征。美国智库不但数量众多，在智库属性方面也大多是独立的民间智库。美国智库实力雄厚，运行环境较为完善，独立权强，并且还拥有连接政府和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智库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多元化的筹资机制、注重人才流动与激励的研创机制、多措并举的成果传播机制等。

1.理事会制的决策机制与完善的信息机制

（1）理事会制的决策机制是美国智库的普遍特征。理事会制的特点是由重要捐助者组成理事会，成员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等。^[4]理事会承担了智库的主要决策事项，如布鲁金斯学会，其理事会旨在为学会提供商业和学术治理，批准学术研究的范围以确保学术独立性。“旋转门”机制也丰富了智库决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退休政府官员在智库任职，一方面可保障智库决策的前沿性，另一方面这些政治精英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较广的社会关系，在助力决策的同时也可为智库研究资金的获取和成果传播提供帮助。

美国智库较注重理事会内不同学科专家的合理配置。如：兰德公司的理事会中Timothy F.Geithner为美联邦储备银行执行总裁，Karen Elliott House为原《华盛顿邮报》发行人，Michael K.Powell是前防务技术助理国务卿，Agensys为前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James E.Rohr是PNC金融服务集团总裁兼CEO等。^[5]不同领域的学者与精英保障了兰德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微观决策方面，每一个负责具体课题的项目负责人和专家也具有临时决策权，研究人员也需参加课题的决策会议，以保障决策的可操作性。

（2）完善的信息机制。美国智库大多建有自己的信息搜集机构，还与其他智库建立了合作关系以方便信息的搜集。美国政府还建立了各种数据库和联机检索系统，为智库信息的搜集提供了便利，如仅在美国就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数据库总量的近80%，知名的大型联机检索系统有十多个。^[6]美国智库大多建有自己的图书馆，内部资料齐全，更新速度快。“如布鲁金斯学会专门指定了一位副主席负责主管图书馆和科研协调，并重视全球视野的研究，要求从事外交政策的专家在出访后写下“旅行报告”，记录有关外交事务的灵感、领悟和争论，为战略研究和政策咨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7]

美国智库还较为重视对信息的综合利用与挖掘，囿于研究领域与范围的不同，美国智库执行了严格的信息分类，为不同研究领域提供及时而准确的信息支持。如布鲁金斯学会拥有五大研究领域、十三个研究中心，每个中心内部都设立了专业的信息搜集机构与专门数据库，并将信息进行了分类。美国虽然拥有众多大型的信息联机检索系统，但在满足智库需要方面依然不足，尤其是在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方面。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建立了智库间的信息支持联盟，一方面信息共享可节约信息搜集的成本，另一方面可有效整合相同领域的信息存量，以提高智库的研究能力。

2.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美国智库的资产没有具体的股东，仅有出资者，但这些出资人并不能从智库中获益，即使智库解体，资产也不返还给出资者，而是归属接受注册的政府部门或转移给其他非营利机构。美国智库强调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筹资渠道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社会捐赠。社会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基金会捐赠等。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从基金会获得的捐赠为3700万美元。卡托研究所200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在其2040万美元的收入来源中，74%的收入是来自个人捐款，15%来自其他基金会，3%来自私人企业。^[8]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本身就属基金会组织，但在运转过程中也接受了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企业研究所2011年运营资金为3210万美元，其中1250万来自个人捐赠，1030万来自基金会，740万来自公司。^[9]

（2）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PPP模式是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合作，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双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智库的PPP模式是指政府与智库间签订委托咨询合同，政府提供研究经费或者让渡研究成果的收费权，智库则提供咨询服务，并获取声誉。从专业性角度讲，政府也愿意将咨询项目委托给这些全球知名智库。如兰德公司一年收入2.53亿美元，其中来自美国国防部和其他安全部门为5000万美元，空军为4500万美元，陆军为3300万美元，其他联邦政府部门为4600万美元。^[10]

（3）出版收入。出版物既为智库对外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其带来了部分收入。美国智库大多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物，有些甚至是行业标杆。这些出版物主要包括图书、期刊、报告和论文等。如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布鲁金斯评论》《布鲁金斯贸易论坛》等，这些出版物在对外交流的同时也为智库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收入。(www.daowen.com)

3.注重人才流动与激励的研创机制

（1）研究团队人员结构合理，流动性强。美国作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世界各地的高层次人才移民为其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供给。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工作人员中有25%为外籍人员，并在多哈、卡塔尔、新德里设有工作中心，并雇佣30名外籍人员。^[11]美国的智库在研究团队的构建过程中既注重专家的多元学术背景，又强调研究人员的实践经验与社会经历，还要考虑研究的跨学科问题。“旋转门”机制的存在也为人才的流动提供了渠道。研究人员方面，兰德公司的1600名人员中86%拥有硕士以上学历，58%拥有博士学位，平均年龄是35岁。研究人员学科背景也多元分化，其中经济学（12%），政治与国际关系（12%），行为科学（11%），法律及商业（11%），工程学（10%），数理统计（9%），社会科学（8%），政策分析（8%），生命科学（7%），文学艺术（5%），物理学（3%），计算机科学3%，1%是无学位者。^[12]这些人才大多来源于高校、其他智库、退休的前政府官员、国外知名学者或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现有300多位研究专家，其中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有200多人，行政人员约100多人。胡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结构也较为合理，“一是以知名学者为主体的常驻研究人员，二是多类型的访问研究人员，三是以项目管理、技术支持、媒体联系、图书档案管理专业人士为主体的辅助人员。这三类人员的比例基本上为1∶1∶1”。^[13]

智库人才的流动性强也是美国智库的主要特征，人才的流动性主要在于美国智库拥有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在政府和智库间形成了常态的人才交流、输送和流动机制。智库既可以输送研究人员到政府部门担任职务，政府官员卸任后亦可到智库内担任顾问或研究专家。

（2）研究程序严格，激励措施明确。在项目开展方面，美国智库遵循了严格的程序。具体可分为项目的准备阶段、研究阶段、研究评审阶段和成果提交阶段。准备阶段中智库严格按照项目委托方的要求准备研究所需的人员和方案，成立研究团队，协商研究方案，确定具体方案与细节，制定调研问卷，搜集数据与信息，咨询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并最终确定研究方案的总体规划。研究阶段还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兰德公司为政策分析创造了多种新的研究方法，如线性规划和动态规划技术等。在结果评审阶段也严格遵守行业标准、智库内部标准和第三方标准。成果提交阶段，研究成果的提交仅是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成果的执行与后续问题也要纳入研究范围。

对智库人员的考核与激励也是其研究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兰德公司实行了年度考核制，以完成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根据“兰德高质量研究标准”或“兰德特殊研究标准”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激励。激励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物质方面的激励。兰德公司为其研究人员提供的薪酬高于大学教授，此外还有退休基金、带薪休假以及健康方面的保险等。二是“保健因素”的激励。从研究人员的工作环境、配备研究助理、提供充足的信息和资料等方面对研究人员实施激励。三是晋升激励。晋升主要是以研究人员的成果数量、影响力为依据，给予职位晋升。

4.多措并举的成果传播机制

（1）专门的出版物发布研究成果。作为纸质媒介的载体，出版物一直是智库对外思想交流与宣传的主要渠道。出版物既可完成研究成果的传递，也可带来一定的资金收入。美国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出版物，如前述中介绍的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智库发布的论文与报告也是其成果传播的重要方式，如2013年兰德公司发布了350多篇报告、625篇论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出版物众多，其中《外交政策》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在128个国家发行。^[14]

（2）通过研讨会、论坛、学术会议宣讲。这种方式既可达到研究成果传播的目的，也可实现与参会人员的思想交流与碰撞。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在各地均会召开上百次研讨会，每月还有由理事长主持的形势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和各界精英共同探讨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形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仅2014年就举办了450次会议，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会议256次。^[15]

（3）利用媒体发布报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媒体以其便利性、互动性、内容丰富性和发散性等特征被智库看作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成果的发布与传播也更依赖于网络媒体，更注重与网络媒体关系的构建，许多智库专家在承担研究工作的同时也担任一些媒体的专栏作家。如兰德公司与《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纸质媒体均有联系，同时也注重与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的关系构建。布鲁金斯学会由于自身卓越的研究成就和知名度，对重大事件与热点问题的分析也能聚焦主流媒体的视野，研究人员也是各大媒体的访谈对象，如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博客和“推特”访问量就达到了144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