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标选择的原则及依据
对社会智库运行机制中各个“子机制”进行评价,涉及的因素较多。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相结合、科学性与易操作性相结合、专家评价与科研管理部门评价相结合是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应遵循的原则。[14]本项研究对研究指标的选取,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还按照数据的可得性、指标设计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原则。这些原则虽提供了指标选择的基本思想,但在具体选择方面还需一些有效的方法才能保障指标选择的正确性。一是经验判断方法,即根据以往对各种文献和相关指标设计体系的阅读所积累的经验来选择指标。这是一种基础方法,尤其是在文献较少,或没有公认的指标体系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指标选择方法。二是权威文献尊重法,这种方法就是找到比较权威的指标体系作为参考,根据研究需要来结合权威指标体系选择指标。[15]
目前,智库评价方面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的“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的“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提出的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CTTI来源智库MRPA指标评价体系。
2.信息机制指标选取
信息机制指标主要是指能反映社会智库信息完善度与信息来源渠道的各指标的总和。在智库信息机制的相关指标选取上,学界已有所探究。如徐晓虎在地方智库运行机制研究中指出,“智库负责人影响力”对智库研究信息获取具有重要作用,并以行政级别作为“智库负责人影响力”的定量依据(正厅级对应数值5,副厅级对应数值4,正处级对应数值3,副处级对应数值2,科级及以下对应数值1,数字越大,说明其影响力越高)。[16]朱旭峰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智库的行政级别与该智库的经济实力、人才实力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民间智库由于没有行政背景,只能依靠智库内部的官员或名人去获取研究资源。”[17]吴育良在探讨智库信息服务指标时将智库内部设立的资料室、图书馆以及其他资料存储机构作为智库信息与数据来源的重要渠道[18]。
智库合作单位也常被学者们作为社会智库信息与数据获取的重要指标。在合作过程中,信息与数据的共享通常被纳入合作范畴。“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的指标设置上将智库成立时间作为智库信息存储量的重要衡量标准,网站友情链接的数量也被作为研究智库运行机制的重要指标。克拉克为了避免主观性评价对美国智库影响力排名造成的误差,便选取了智库网站友情链接的数量作为衡量智库影响力的重要指标。[19]宋忠惠和郑军卫认为,信息源对智库研究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也是提高智库研究效率的重要保障。他们将智库的信息源分为直接信息源和间接信息源。直接信息源主要是智库自身的调研数据和实验数据,间接信息源主要是智库利用已有数据库、数据基础设施、专业统计网站、人际关系、国际数据合作项目发布的信息资源等。[20]当前大多数社会智库不具备大规模调研和实验的能力,而充分依靠已有数据库和其他间接信息源则是其较为合理且可靠的选择。本项研究的研究假设中也指出社会智库内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多元协同主体有助于社会智库信息的获取,政府官员的加盟通常能为社会智库的研究带来诸多资源,而知名人士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信息源,凭借自身的人脉关系可为社会智库提供及时而准确的信息。
综合上述文献与权威指标体系,本部分依据指标构建的原则,以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可量化为标准,将社会智库内的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知名人士、负责人影响力、社会智库成立的时间、合作单位、社会智库内部的资料存储机构、友情链接、间接信息源等指标,作为信息机制的主要指标,详见表3-1。
表3-1 信息机制的指标与说明
3.决策机制指标选取
决策机制的指标主要是指能反映社会智库决策科学化和决策影响力的各变量综合。当前专门针对智库决策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决策影响力的探讨方面。如朱旭峰(2004)将智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三个层次。决策影响力就是政府决策部门愿意抽时间来关注其研究成果,为了能更接近政府,许多智库的职员在政府中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中有些人和政府高层有过多年的合作关系,也有些本身就是从政府卸任的高级官员。[21]王莉丽(2010)在对美国智库舆论传播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国会听证数量、智库内的政府官员数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智库对决策影响的能力。[22]CTTI来源智库MRPA测评指标体系在对智库决策影响力指标的设置中,专家普遍认为批示和研究报告是反映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主要指标,给予相对较高的赋值。[23]而研究报告选题的科学性主要与能否得到政府决策咨询需求有直接关系,决策委员会中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依据人脉优势,往往能提供准确的信息。全球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在政策影响力指标设计上也包括成果被决策层采纳率、曾经在政府任职的人员数量占人员总数的比例、离开机构到政府任职的人员数量占人员总数的比例等。因此,决策委员会中的退休或在任官员数量是社会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在上述研究文献和权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确定智库决策可依赖信息渠道、智库内部的资料存储机构,知名人士数量、智库负责人的影响力、决策专家中政府官员的数量、决策专家中非官方人士的数量、合作单位、社会智库研究报告篇次等来构建决策机制的指标(详见表3-2)。智库成果被批示的数量虽然能代表智库的决策影响力,但由于在搜集过程中,通过网络查询、电话访谈也未能获取,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未将其纳入指标体系中。
表3-2 决策机制的指标与说明
4.筹资机制指标选取
筹资机制的指标主要是指在社会智库运行过程中能反映社会智库筹资能力的各项指标的综合。基金会、企业财团的资助、私人的捐赠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拨款是智库资金筹集的重要指标。[24]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市场化运作收益、PPP模式和委托研究项目经费是美国智库资金筹集的重要指标。[25]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MI)指出,政府委托研究项目数量、连续出版物、官员的培训项目等既可以提高智库影响力,也可从中获取相应的经济收入。一般来说,长期固定的私人、企业、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长期的商业合同以及政府合同,是维持民间智库发展的重要基础。[26](www.daowen.com)
在上述研究文献和权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指标构建的原则将支持机构(会员单位和合作单位)、经营项目、出版专著、智库负责人影响力、媒体报道、承接项目作为衡量样本智库筹资机制的主要指标(详见表3-3)。智库成立时间的长短对筹资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本部分也将其纳入了指标体系中。社会捐赠虽然是社会智库收入的一项来源,但大多数社会智库并未对外公布年度收益,电话访谈也无法得知,为避免研究误差,本部分未将其纳入指标。
表3-3 筹资机制的指标与说明
5.研创机制指标选取
研创机制的指标是指能反映社会智库研究与创新能力的各指标集合。在研创能力方面,学界主要以智库的学术影响力或专业影响力作为标准。徐晓虎在地方智库运行机制研究中将学术论文发表、专著数量、承接课题数量作为衡量智库专业能力的重要指标。[27]李凌在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标准设置上指出,这一指标主要是为了研究时间长短是否会对智库资金筹集有影响。要将“智库人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和转载的论文数量,智库人员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及层次,出版学术专著、会议论文集和连续型研究报告作为智库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判指标”。[28]智库专家克拉克认为“智库的出版物、博客发表或者智库生产的其他产品是影响智库研究能力的直接体现”。[29]《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专著、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连续出版物等作为智库产出能力的重要指标。[30]詹姆斯·麦甘在全球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中将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出版和发表的情况作为智库重要产出指标。[31]
在上述文献和权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以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可量化性以及代表性为依据,选取学术论文发表量、研究人员数量、研究报告数量、出版专著数量、合作单位数量、智库内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数量等作为衡量社会智库研创机制的主要指标(详见表3-4)。由于各样本社会智库成立时间不同,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智库成果的产出带来影响。因此,本部分也将时间作为了一个重要指标。
表3-4 研创机制的指标与说明
6.成果传播机制指标选取
成果传播机制指标主要是指能反映社会智库研究成果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各指标集合。当前学界对智库成果传播的研究集中在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以及网络影响力方面。如中国智库影响力研究将“智库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次数、智库网站建设,包括智库专家拥有博客、微博和自媒体的数量等作为智库成果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32]陈升(2015)在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中也将智库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次数作为智库成果传播能力的主要指标。黄开木(2014)认为“网站作为智库对外提供信息咨询和知识输出的窗口,网站链接数量是反映智库影响力和网络辐射能力的重要指标”。[33]柏必成(2015)在构建智库影响力框架体系时将智库的传播方式分为了直接传播渠道主要是内参,间接传播渠道含媒体报道、举办论坛与会议以及发布研究报告。[34]
邱均平(2016)在研究智库影响力评价时也指出,智库网站被链接的数量反映了网站的影响能力,智库网站内部设置的研究成果分享渠道代表了智库的成果传播能力(公众在阅读智库网站发布的研究成果时可以通过多少方式将该成果转发出去,如转发到微信、QQ空间、人人网等)。[35]CTTI来源智库MRPA测评指标体系在对智库影响力指标设置中指出:“高层次、高水平的论坛和会议是智库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36]
在上述研究文献和权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前文对成果传播机制的分析,按照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量化标准,遵循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将智库网站友情链接、论坛与会议、内参、出版专著、自媒体拥有量、知名人士、媒体报道、成果分享渠道、政府官员、期刊数量、合作单位、智库负责人影响力、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等作为成果传播机制的主要指标,详见表3-5。
表3-5 成果传播机制的指标与说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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