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运用理论的观点及模式

如何促进决策者的知识运用一直是知识运用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经典的知识运用理论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为知识的主体，来探讨专家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依据分析视角和方法的不同，知识运用理论又被划分成“两大群体理论”和“启迪模型”。^[38]

知识运用理论在最初的应用中，学者们关注的是如何在知识和政策之间架起桥梁的问题，即知识如何被政府决策者使用。但经过实践证明，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专家的知识很难被决策者所采用。以卡普兰（N.Caplan）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就将“用或不用知识作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文化和行为差异的标志，^[39]并将这种差异称为“两大群体理论”。该理论解释了由群体价值观差异导致的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韦斯（C.H.Weiss）认为，知识的用或不用并非简单的二元思维，不同领域的知识可对决策者现有知识形成一定的启示或拓展，并引起决策者思维活动的转换，由此引发对这种研究知识的兴趣或政策支持。^[40]知识运用理论的基本假设为知识的累积性，即知识的基本要素和形式并非一产生就能转化为政策，通常受社会环境、意识形态、政党价值取向的影响，知识向政策的转化需要与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融合与嵌入。因此，知识如何被政策制定者采纳，选取何种方式和路径来影响政策便成了知识运用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

知识运用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在两大学派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模型和分析框架。例如：威特罗克将知识向政策转化的模型分为启迪模型、经典行政模型、专家政治模型和工程学模型；部分知识运用学派的学者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探讨了“科学推动型”“需求拉动型”“传播型”和“互动型”等知识运用模型对决策者和政策建议者之间行为的影响。^[41]根据知识运用理论两大系统的基本思想还可将其分为线性框架和多维框架。线性框架的基本思想是两大群体理论，以此为基础，一些分析框架以时间为顺序来设置评价内容，阶段性和线性是其基本特征。如CHASS（Council for the Humanities，Arts ＆ Social Science）框架，主要应用于知识影响评价、知识能力建立和知识概念的传播，框架分析的内容主要由资助来源（研究资金提供者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研究过程（研究在哪里进行，由谁来做）、成果产出（研究的各种传播手段，如媒体、专著或期刊）、产生影响（研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益）四部分组成，^[42]如图1-1所示。(www.daowen.com)

图1-1　CHASS研究过程概念框架

多维框架则以启迪模型为思想基础。多维框架分析抛弃了简单线性的思维方式，采取以多视角的分析方法来设计研究框架。代表性框架有CCPA框架，框架内容包括了环境、政策内容、政策制定过程、参与者和相关领域。

2.知识运用理论在本项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运用理论将影响知识、影响政策制定、影响决策者的一些因素纳入到了分析框架中，并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引导研究者实现研究价值的重要理论依据。学者们研究知识运用的目的也较为明显，由于这些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研究也是为了发现搭建知识和政策之间桥梁的内在规律，并引导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进行政策倡导。^[43]社会智库开展研究的目标也在于影响政府决策，研究成果的价值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能否从知识转化成政策。知识运用理论在分析过程中将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影响决策者选择的因素等纳入到了分析框架中，探讨了知识向政策转化的相关模型，为社会智库知识向政策的转化提供了积极的指导。如两大群体理论强调，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分处于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评价标准和语言习惯，那么就需要通过人际交流来弥合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44]CHASS框架尤其注重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差异性，反映在评价指标上就是对课题来源和研究质量的关注。这两项指标将直接影响到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因此，社会智库在实现知识向政策转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研究人员与决策者之间的价值观、评价标准以及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