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治理的观点和模式

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20]格里·斯托克总结了治理的五种观点：（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3）治理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21]上述五种观点表明了治理强调人际间、组织间、机制间的谈判与反思，而谈判与反思意味着参与治理力量的多元化和分散化。^[22]治理的实施打破了政府、社会、市场与国家之间严格的界限，针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力图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管理。它是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机制运作的过程，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其他社会主体也拥有同等的权利。治理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正式制度或规则，又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具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3]

在治理的实践中，多中心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是治理的主要模式。其中，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在竞争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合约，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24]传统“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前已难以有效凝聚各方积极性，难以取得令各方满意的效果。而各方在地位平等条件下，采取共同协商的方式则有助于目标的达成。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面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和市场所带来的双重失灵，提出了重塑政府权力、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强调公民参与的网络化治理。该理论深深地依赖伙伴关系，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工作不太依赖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雇员，而是更多地依赖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所组成的网络来从事并完成公共事业。^[25]其特征在于：（1）强调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合作以及地位的平等，在此基础上构建伙伴关系；（2）合作主体间以公共价值的实现为目标，形成一种权利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3）强调各主体间信息和其他资源的共享；（4）强调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各主体间契约关系的签订，利用网络优势协助政府管理不同类型的网络。网络化治理还包含了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资源上相互依赖，注重发挥集体行动的优势。网络化治理在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更注重对各主体的赋权，强调发挥各主体的比较资源优势。强调沟通、激励以及契约等工具的应用。在治理结构上，强调互补关系、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应用、开放的系统和空间。强调治理过程中各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互动合作机制、整合机制以及适应机制的应用。

整体性治理针对的是碎片化治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对立面是碎片化而非专业化。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中的应用造成了政府执行的诸多浪费和政策执行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整合。整合的内容包括：一是强调预防、公民需求和结果导向；二是强调对各部门、各类资源的整合，如对治理目标、治理层级、治理过程以及现代信息机制手段的整合；三是注重协调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四是注重信任、责任感和制度化。^[26]

2.治理理论在本项研究中的选择应用(www.daowen.com)

参与、透明、责任、回应、平等和有效六个关键词可用来概括和解读什么是治理，就智库存在的意义和行动而言，发声、公开、担当、响应、独立、高效六个关键词几乎可以和治理进行无缝对接。^[27]另外，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核心要素也与社会智库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1）治理理论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强调治理过程中多主体的合作。而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薄弱环节，治理理论强调的多主体合作为社会智库对其他主体的借力提供了引导。如社会智库与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以及社会组织间建立协同合作关系，既可以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也可拓展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

（2）在社会转型期，治理理论从社会环境不断复杂的实际出发，指出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从主导者向协调者的角色转换。在社会智库的运行过程中，既需要与政府部门协同合作，也需要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但在合作过程中，政府仅是以合作者的角色出现，而非主导者。治理强调各主体合作过程中共同规则的制定，为社会智库与其他主体间的协同合作奠定了基调，避免了协同过程中的“一言堂”。

（3）资源的相互依赖是治理的基础，各主体之所以能被纳入治理网络中，关键在于各主体间存在资源的相互依赖或与其他主体可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取所需的资源，如社会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官方智库独立性的不足。企业资源充裕，但知识存量相对不足，与社会智库的合作可为战略规划的制定和人员培训创造条件，而社会智库亦可从企业中获取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