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6个方面:
风险管理的基础和核心是对风险进行合理的度量和评估。20世纪50年代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首先提出采用方差作为风险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基于均值-方差的投资组合理论。然而方差是一种两边风险测度,不但考虑了收益偏离均值以下的波动,而且也考虑了收益偏离均值以上的可能,即认为收益对均值的正向偏离也是风险。同方差风险不同,下边风险或尾部风险关注的是资产价格波动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
本书第二章介绍了风险测度和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系统综述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根据风险决策类型的不同,我们将风险测度分成3大类:①量化风险感受的风险测度,这类风险测度包括方差等波动类风险测度和感知风险测度等;②量化风险价格的风险测度,这类风险测度包括期望保费函数和零效用保费函数等;③量化风险损失的风险测度,这类风险测度包括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和条件在险价值(Conditional Value at Risk, CVaR)风险测度等。本书对上述3类风险测度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综述。不同类的风险测度既存在着区别,也存在着联系,我们给出了这3类风险测度之间的关系。
期货交易是一种杠杆交易,交易中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而期货保证金是期货交易所控制期货投资者风险暴露,保证期货市场健康稳健发展的重要手段。较高的保证金水平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违约可能性,降低期货市场风险。但是较高的保证金水平同时也会导致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从而降低投资者参与期货投资的意愿。设计合理的保证金水平,对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第三章基于审慎性原则,通过统计学的方法设定保证金水平,使之能在一定程度上覆盖期货投资者的风险损失。由于期货交易所更关注的是极端市场变动下期货投资者可能遭受的极端损失,因而本章我们采用极值理论的POT模型来拟和数据的尾部分布。我们采用VaR和CVaR作为风险测度建立保证金模型,并以伦敦铜和上海铜的保证金设定为例研究了该保证金模型的应用。
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资产价格可能会发生极端的跳跃变动,跳跃风险是影响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Merton(1971)最早研究了资产价格服从扩散跳跃过程时投资者的最优消费投资策略。他发现同资产价格不存在跳跃相比,在资产价格存在跳跃假设下投资者应当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后续很多学者的研究大都是基于Merton(1971)的跳跃扩散模型。
在跳跃扩散模型假设下,资产收益率的跳跃幅度服从对称的正态分布。事实上,事件可以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不同类型的事件对资产价格的跳跃幅度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冲击。本书第四章建立一个双指数跳跃扩散模型,允许跳跃幅度在不同方向上是非对称的,从而可以区分好消息和坏消息对资产价格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基于上证指数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指收益率的跳跃分布是非对称的,利空消息导致的向下跳跃平均幅度要显著高于利多消息导致的向上跳跃平均幅度。对于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来说,当跳跃分布变得更加不对称时,即向上跳跃概率(平均幅度)同向下跳跃概率(平均幅度)的偏离程度越大,忽略非对称跳跃分布而导致的经济成本就越高。特别地,更加左偏的跳跃分布会导致投资者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资产价格跳跃的概率,或者说跳跃的强度显然是不同的。在金融危机期间,资产价格跳跃的概率会更高,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同时,重大的突发事件会对市场造成持续性影响,即存在资产价格跳跃的集聚效应。(www.daowen.com)
本书第五章首先建立了一个跳跃强度的动态模型,以刻画突发事件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动态持续性影响。基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和沪深300指数的实证结果表明,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在21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2010-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期间,跳跃强度达到较高的水平,而沪深300指数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具有较高的跳跃强度。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和沪深300指数均存在跳跃强度集聚效应,即突发事件对资产价格的波动会产生持续性影响。
既往文献在研究存在跳跃风险时的最优动态投资组合问题时,为了求解方便,一般假设跳跃强度是不变的。本章在构建跳跃强度动态模型基础上,考察跳跃强度的动态变化特征是否对投资者的最优资产配置有重要影响。通过求解最优动态投资组合问题,我们发现在平均跳跃幅度是负值的情况下,风险资产权重是跳跃强度的减函数。在我们的模型中,跳跃强度的动态特征由3个参数确定,即长期均衡跳跃强度θ、跳跃持续性参数ρ以及跳跃冲击参数φ。我们发现风险资产权重随着θ的增加而减少,而跳跃持续性参数ρ对风险资产权重的影响取决于初始的跳跃强度。如果初始跳跃强度较低,则较大的ρ表示未来的跳跃强度有可能继续处于较低水平,此时投资者愿意提高风险资产的权重。另一方面,如果初始的跳跃强度很高,那么较大的ρ就意味着较高的跳跃强度在未来将持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将降低风险资产的权重。最后,跳跃冲击参数φ与风险资产权重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单调关系。
突发事件的影响具有传染性。特别是在重大系统性突发事件的影响下,不同资产可能会同时发生极端的跳跃变动。为了刻画这一特征,本书第六章首先构建一个多资产的联动跳跃模型。模型允许不同资产的价格可以同步跳跃,也可以独立地跳跃。同步跳跃能够刻画系统性突发事件造成的资产价格的联动跳跃,而个体跳跃反映的是特定市场突发事件导致的个别资产价格跳跃,即特质跳跃风险。
我们的实证研究基于2种美元标价的期货合约,即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交易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和日经225指数期货。实证结果表明,两种资产的同步跳跃强度和个体跳跃强度都是时变且持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在21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期间具有较高的个体跳跃强度,日经225指数期货的个体跳跃强度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期间处于较高的水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这2种期货的个体跳跃强度相对较低,但共同跳跃强度较大,表明美国次贷危机这一系统性突发事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价格和日经225指数期货价格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在上述多资产动态跳跃模型基础上,我们求解均值方差最优投资组合问题。样本内和样本外结果表明,考虑多个资产的时变联动跳跃风险,有助于提高均值方差组合的投资绩效。
保险公司承担了投保人转移过来的风险,因而在制定保险政策或条款的时候,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即风险暴露不能超过给定的水平。本书第七章研究了保险公司不同类型风险约束下的最优保险政策,并对各个保险策略进行了比较。
通过理论证明我们发现,同不采取风险约束相比,保险公司在VaR风险约束下会同时增加对大额损失和小额损失的补偿。此时投保人可以将更多的大额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更严重的风险暴露。而在期望损失风险约束下,保险公司会采取谨慎的风险承担策略,对大额损失设置较高的免赔额度,对小额损失设置较低的免赔额度。因而期望损失风险约束使得保险公司承担了较少的大额损失,同时导致投保人的期望效用降低。最大损失约束使得保险公司的风险暴露程度最小,此时保险公司只是在某一限度内支付投保人所发生的费用,超过此限额时,保险公司停止支付。因而,最大损失风险约束能够保证保险公司在极端的市场波动情况下免受大额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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