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
“对、对,先生还是见一下这个人为好,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常书鸿所长。他是敦煌艺术的卫士,是人类艺术宝库的守护神,除非有一名出色的接班人,否则,如果没有他,敦煌艺术的研究将会步履维艰。”
今年4月(1980年),我第五次访问中国。我每次访问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副会长都对我照顾甚周。那时,从他嘴里,我才知道了关于常书鸿先生的消息。
敦煌——拥有神奇魅力的名字,中国西北部丝绸之路上的一片绿洲。它曾是运送丝织品的商队往返沙漠时必经的中转站。那些坐落在敦煌附近的洞窟群珍藏了无数艺术瑰宝,可以称得上是东方艺术史上最宏大的古代艺术宝库。
“他是跟敦煌佛教艺术赌着活下来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佛教艺术所迷惑的人。”
我在孙平化副会长那里听到这些赞美的话,不久便见到了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先生跟夫人李承仙女士一起来到我下榻的北京饭店与我见面。他77岁了,但身体却那样健壮,圆脸上有一双慈祥的眼睛,眉毛呈八字形。看起来,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的老人。
初次见面,匆匆寒暄之后,我在房间的一角接待了他们。当时,从窗口望出去,春天的阳光洒在北京的楼房上。
“我从孙平化先生那里听到常书鸿先生的一些故事,人称‘敦煌狂’。”我的话一出口,引得满座大笑。常书鸿先生面颊绯红,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不是‘狂’,是‘先驱者’。”我纠正刚才的话。
“那么,就让我们从‘敦煌狂’开始谈吧!”
常先生愉快地接受了,顿时房间里充满了笑声。但是,常先生的笑容背后有一丝回首往事的乡愁。他生在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我也曾到过这个美丽的地方,在湖边漫步,在湖中划船,在湖滨小憩。在这美丽的环境里,可以想象,常先生从小便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常书鸿到了法国。当时,他正醉心于西洋的美术。
“我一直这样想,学西洋画,应当去意大利和法国。可是有一天,我在巴黎看到一本关于敦煌的画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竟然不知道祖国的敦煌。我想这可不行。”
在法国,常书鸿在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学习过。不久,他的作品在展览会上获了奖。
后来有一天,他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敦煌画集。那是一本让人沉醉的中国古代艺术画卷,并且是通过外国人的手从中国运出去的。他年轻的心开始从西洋转向自己的祖国。那时,中国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之下。
“是的,回国吧!回到那拥有敦煌石窟的祖国!为了它,献出你的一切吧!”在法国住了10年的常书鸿,痛苦地明白了自己肩负的重任。
“32岁时我回到了祖国。当时,正值战乱,新疆控制在军阀手里。直到重新归顺中央政府,我才于1943年实现了去敦煌的愿望。”(www.daowen.com)
那是一次艰难的敦煌之行,在沙漠上,他骑着骆驼一步一摇地走到了终点。举目望去,从4世纪到14世纪绚烂的壁画、色彩缤纷的精美雕塑群像尽收眼底。
“使我惊诧的是,1900年左右,英法两国传教士已经从敦煌盗去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常先生摊开双手无限感慨。敦煌遗书中有很多关于佛教、道教等的古文书籍,这些在东方史学史上都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可是,英法的探险队将它们带走了。
“我应该成为这座艺术宝库的守护者——埋在沙漠中、濒于崩溃的洞窟群唤起了我新的决心。”
从那以后的30多年里,常书鸿先生在石窟旁边的研究所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那大半生是一段苦难的岁月。国民党政府一度停发研究经费,粗衣淡饭自不待言,那灼热的盛夏炎日、酷冷的严冬寒风、干燥的亚细亚气候,都使他倍受折磨。那里有时还会刮起难以忍受的狂沙风暴,因为敦煌正北方是一片空旷的戈壁沙漠。
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同事们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作品的临摹和保护、洞窟的修复和加固以及综合研究等工作。但是,在所谓的“四人帮”时代,他又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他被批判,被说成是“壁画中妖魔鬼怪的主帅”,之后被调出研究所达4年之久。曾有人问他那段时间是否想过自杀,他说:“没有。我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要自杀?”
常先生拿出尚未公开出版的敦煌石窟画册给我们看。一股清纯的气息在空中散布开来,这是一个在苦难中从未动摇过信念的人在和平环境里所发出的气息。坐在旁边的是和他一起从事艰辛的研究工作、患难与共的夫人李承仙女士,她微笑着,脸上流露出安然的表情。
常先生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都做了回答。然后,我们在桌子上摊开记录纸,在上面画好地图,用汉字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点标出来。这是汉武帝设的4个边镇的名字,它们都排列在从兰州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上。
常先生解释道,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葱岭山脉到达克什米尔,这是佛教传入的一条通道。法显和玄奘两位大师去印度时便是通过敦煌西行的,而敦煌艺术是为宣扬佛教才兴起的。
于是,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与希腊文化的联系上。我从常先生那里了解到这样一个史实:随亚历山大东征军而来的宫廷艺术家留在犍陀罗建造过佛像。
“最初建造佛像的是希腊的佛教徒。印度的佛教徒认为建造佛像是不敬的,所以印度没有造佛像。或许是印度的佛教徒们敬畏释迦,或者是真心的虔教。但是,希腊的佛教徒在建造佛像时,给这些佛像带上了欧洲的阿波罗[1]的神态。”
我们的丝绸之路之谈在午饭过后继续,进行了两个半小时,成为一次长谈。
“祝常先生的大名越来越‘敦煌’。”
我这样一说,常先生吃了一惊。敦是“大”,煌是“闪光”的意思,这是刚从常先生那里学到的。
“祝您名望日隆,大放光彩。”我补充道。“谢谢。”常书鸿先生说过后破颜大笑。
“我希望下次在敦煌见到你。”
道完别,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云带、沙丘和从未见过的丝绸之路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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