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我听说池田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日本人。您能谈一下对周总理的印象吗？

池 田：我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974年12月5日夜，那是我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地点在北京市内的一家医院里。我记得当时是10点左右（夜间）。

周总理不顾病魔缠身，特意到大门口迎接我。他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那精悍、能透视对方心理但又十分慈爱的眼神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在这以前同美国的基辛格博士会见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首先感到的是他作为“人民的总理”，受到人民的信赖和爱慕的高贵的人品，以及体验过长征和众多磨难后担负国家重任的坚强的人格。我与周总理这是第一次见面，10年前曾听别人说，周总理指示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副秘书长要重视创价学会并与它联系交流。1964年，通过友人我收到了周总理的口信，并且也听说曾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高碕达之助先生，作家吉佐和子女士等与周总理也有联系和交往。

实际见面时我发现，他有一双透视历史发展、高瞻远瞩并能洞察别人微妙心理活动的眼睛。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属于那种既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又能细心体察对方的人。他性格爽朗，还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信赖感，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常书鸿：会见时相互间谈了些什么呢？

池 田：一是周总理希望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于这个条约，在同周总理会见前我也一直主张应尽快缔结。当时中日战争结束后已经过了1/4世纪，而中日邦交关系却没有确立，不幸的状态一直持续着。我想，为了那些与战争无关的青年，为了两国的人民，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必须改变。因此，我主张日本应排除一切困难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至于条约的名称，主要是出于不再有战争、向往和平，以使两国万代友好的愿望，还考虑到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由此，我认为，“和平友好条约”最为恰当。于是，在1969年6月的《圣教新闻》上，我提出了缔结友好条约的主张。

5年后，我得到周总理希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消息，我深感时代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那句话：“我是50年前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日本回国的。”

我可以感觉到周总理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对日本所产生的亲切感。我对周总理说：“樱花开的时候，请您再次访日吧！”周总理说：“我有这个愿望，但恐怕实现不了。”

可能是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实现这个愿望。实际上，会见后1年多，我便听到了关于他逝世的令人痛心的噩耗。

我为了纪念周总理，在创价大学校园里，让日本学生和中国的留学生一起栽了一棵樱花树。我想把这位曾留学日本、经历过中日战争、战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费尽心血的先辈的事迹讲给日本的学生们，使它流传百世。这棵树取名为“周樱”，它每年都会绽放出无数美丽的花朵。

周总理曾对我说：“20世纪最后的25年对于世界和平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让我们站在相互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吧！”现在距离21世纪还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决心为了使生长在新世纪的人们能够享受和平繁荣的生活，能够平等互惠、和平友好地发展下去而竭尽全力去奋斗。

常书鸿：我本人也与总理见过几次面。1951年，周总理参观当时在北京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会时说的那些话我将永志不忘。他说：“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也不要泄气，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敦煌。”他的这句话成了我行动的指南。

池 田：那时先生同周总理的对话，我在常先生的著作中也读到了。周总理对艺术有很深的理解。他曾强调过保护和研究敦煌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指出“推陈出新”的重要性，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保护这些古代文化”。

从他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以及在展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我可以感觉到为人谦虚、在边陲地区勤奋努力的常先生听到这些话后该会受到多么大的激励。我曾记得，在常先生的书中这样写道：“我剩下的路就是将总理的教导和期待铭记在心，为实现诺言，毕生致力于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常书鸿：1962年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会议途中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被总理叫去。总理问我：“在大炼钢铁时，敦煌树木被大量砍伐过吧？钟被砸坏过吗？”

我回答说：“树木的砍伐没有那么严重。由于县政府的政策好，有价值的古代珍品和刻有年号的钟全部被保存了下来，因此，钟没有遭到破坏。”

总理这时又问：“你的孩子们都干得不错吧？”我的女儿常沙娜曾承担过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的天花板图案的设计工作。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之际，周总理曾提议为那些美丽的图案干杯。(www.daowen.com)

这时，我想总理大概是指沙娜的事情，于是说：“沙娜在北京。”总理接着说：“我的意思是，敦煌这个宝库的事业不是我们一代人能完成得了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应继承下去，去研究和保护它。”

总理又问起与我同在敦煌工作的同事和后辈的情况。对总理的亲切关心和教导，我真是难以忘怀，由此，我下决心将我的一生以及我的子子孙孙都献给敦煌的事业。

池 田：这真是件逸闻。从重视敦煌文物这件事来看，周总理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领导者。有周总理这样一位领导人，不仅对中国的敦煌研究者，而且对外国的研究者、专家以及世界上众多关心敦煌的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在与周总理会面5年后，《人民日报》上登载了王冶秋（时任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文章。我读后才知道了一件事情。王冶秋曾送给周总理一幅画有富士山及清溪的版画，当时正值“四人帮”恶毒攻击周总理的时期。过了不久，周总理将那幅版画又还给了王冶秋，并附上一封信。

那封信是用铅笔写的，日期是会见我的那天。上面写了欣赏那幅版画后的赞誉和答谢之辞，并有“将一直挂到现在的这幅版画还给你”的话，还说“现在正值疾病治疗中，病情有所好转，请放心”等。通过这件事，我才得知周总理是在接见我后给王冶秋写的这封信。周总理诚实的人品、独特的人格魅力，令我感慨万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正在京都。周总理留学日本时也去过京都，在岚山还有总理充满激情的一首诗。^[6]

当听到他逝世的噩耗后，我一整天都在为他祈求冥福。后来得知他得的是癌症。我初次访华时他曾说：“下次病情好转后一定再见你一面。”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不由得阵阵发痛。他那时以坚韧的毅力处理内外复杂问题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周总理的一生是为人民的一生。他看到被压迫的民众受苦受难便毅然挺身而出，在信念的大道上不向任何困难屈服。他作为“人民的总理”，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常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周总理：他的一生光明正大，他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他的心比谁的都要清澈。我也曾听到过许多人都这样评价周总理。

周总理逝世两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邓颖超夫人，这时得知夫人将在第二年春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来日本后，我在迎宾馆内见到了她。1980年我第五次访问中国时，她邀请我到家中做客。在与邓女士交谈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她和周总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她给我讲了他们二人从相识直到总理逝世的经历，特别谈到把总理的遗骨撒到祖国大地上这件事。她对我说：“我们年轻时，两人有个约定，就是为人民奉献我们的一切，死后也是一样。因此，我们约定不保存遗骨。恩来同志重病期间，需要看护人员在两边搀扶身体时，曾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实现我们二人的约定。’”世界上有许多所谓“伟大”的人，但是包括私生活在内有伟大人格的却不多。周总理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有文雅教养、有礼节及清廉高洁的人。他与夫人一起，为中国人民贡献了全部生命。

我曾写诗赞颂他：

光阴流转到今天

樱花辉映更如前

寄语友好传万代

年年岁岁樱花烂

人民总理人人敬

人民母亲人民爱

我为友谊常祝祷

心中樱花开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