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田：1985年秋，先生送给我一幅精美的油画，题名为《雪中的莫高窟》。现在，这幅画已作为珍宝存放在我们的纪念馆里。画上有您的亲笔题词：“回顾五十年敦煌历史。”我又不由得想起先生与敦煌共度的坎坷人生。

常书鸿：我送给先生的画描绘的是莫高窟的“九层楼”。我对九层楼怀有特别深厚的情感。当时，我第一次骑骆驼向莫高窟进发，到最后几公里处，眼前豁然开朗：在那沉沉如睡、静静欲眠的树林中，九层楼倚着山势傲然挺立。曾在巴黎伯希和的图录中见到过的九层楼，这时真正伫立在我面前。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我是踩着九层楼的风铎声走过来的。尤其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仰望深青色的夜空，明月皎皎，风铎阵阵，它们仿佛在责问我：“你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干得怎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与家人饱受离别之苦，每逢我夜不成寐时，风铎的声响便远远传来。那种凄凉的声音给我以安慰，给我以希望，也促使我振作起来。

池 田：您就像怜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从心里热爱敦煌。先生这种淳厚的感情和九层楼画面中的寓意深深地撞击着我的心扉。或许，像常先生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我觉得，先生与敦煌有种难以言说的缘分。

常书鸿：在我坎坷的人生中，九层楼曾给予我无限鼓舞，因此，我喜欢画九层楼。尤其是新雪初霁，九层楼格外耀人悦目。我送给先生的那幅九层楼正是如此。画上有这样的题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把以前发生的事铭记在心，作为将来的借鉴。）

这幅画也寄托着我的希望，就是像莫高窟的九层楼那样，不畏风沙雨雪，希望敦煌——这座艺术宝库的不朽价值永远铭刻在历史深处。这也是我发自内心的祝愿。

池 田：谢谢常先生的真情厚意。莫高窟的名字寓有“沙漠高处之窟”的含意，从先生刚到那里的情况来看，莫高窟作为“陆中之岛”，那里的生活如衣、食、住、行，无论哪一样大概都是初次体验吧！

常书鸿：莫高窟就像孤岛一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必须到15公里以外的县城（当时敦煌县政府所在地）才能搞到。那时，我住在中寺的后庭，过去是为参拜者修建的。寺里没有床，我用土砌成砖状，然后用它垒成睡觉用的台子，在上面铺了草席，再往草席上面放些麦秸，最后敷上布作为睡铺。凳子也是用土做的，只不过外面涂了一层石灰。当时窗子特别小，又没有电灯，只好在碟子里倒上油，用茎心做灯芯。不过，这种灯的光线特别弱，风一吹马上就灭。过了一段时间后，从敦煌县城买到了苏联制造的石油灯。这种灯有玻璃罩子，可以挡风，而且，光线也亮多了。

池 田：那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呢？

常书鸿：到达敦煌的当天，本来预定去敦煌县城买锅、碗、筷子之类的用具，可没想到，到那里的前一天，县城被土匪抢劫了，城里的店铺全部停止营业。结果，什么也没买到。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用沙漠中一种名叫红柳的树枝做成筷子，又从喇嘛僧那里借来锅、碗，煮了些面条下肚。当时，只有一碟醋和一碟咸菜。

池 田：附近有人居住吗？

常书鸿：当时，画家张大千先生住在上寺（又名雷音寺），与中寺仅有一壁之隔。张大千先生很了解我的贫困生活，不时招待我，给我弄些好吃的。

从那以后，我逐渐习惯了沙漠生活，并且开始养羊，每天挤奶。我还吃了一种从戈壁沙漠中采来的“沙葱”，这种葱比普通的葱味道要好一些。

池 田：冬天特别难挨吧，又是在沙漠中，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常书鸿：敦煌的冬天特别寒冷，经常冷到零下20多摄氏度，没有厚厚的棉大衣是过不了冬的。我从市场上买来游牧民做的老羊皮大衣，这种大衣的领子和衣边有红色或绿色的布边装饰，穿着它，看起来如同游牧民一样。

池 田：刚才，先生提到张大千先生，据说他在调查完莫高窟，临走时对您说：“我先走了。你还要在这里进行无限期地研究和保护，真是和无期徒刑差不多啊！”（笑）当然，这也许是幽默，但从“无期徒刑”这个词来看，先生当时的生活状况是多么严酷啊！

常书鸿：那是开玩笑。（笑）不过，我想这并不过分。但是，从当时的心境来说，如果能在这个古代佛教文明的海洋里被判无期徒刑的话，我也会乐意接受的。

池 田：那就让我把先生的伟大信念和业绩介绍给众多的日本青年们吧。^[1]敦煌是伟大的历史宝库、人类文化遗产的珍珠，您对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的生活犹如一首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无限辽阔的梦。

常书鸿：谢谢。

池 田：莫高窟开凿于沙漠之中，长年被流沙掩埋，受风沙侵蚀，长年累月地闲置着，大有濒于倒塌的危险。在这种状况下，为了保护和修复石窟及窟内的壁画和塑像，常先生是从哪里着手工作的呢？

常书鸿：为了保护和修复莫高窟，我先从植树入手。植树后可以阻挡土沙崩塌。然后建造土墙，防止动物啃噬树木或窜入洞窟。为了阻止沙土流入洞窟，我还在周围设了围墙。

池 田：先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修复莫高窟大业的情景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么，生活用的“水”，先生是怎样解决的呢？

常书鸿：莫高窟的水是从30公里外流来的。但水中含有矿物质，太阳一晒马上就起化学反应，水变得非常苦涩，即使是被称为“甘水井”里的水也不例外。只不过那口井日照时间短，水苦的时间也比较短，因此，我每天都在太阳升起前便去井里打水，然后把它贮存在器皿里，这样一天的饮水便有了着落。

我们确信深层有地下水，便开始掘井，试图找到地下水，可是很多年都没有成功。1962年，终于在洞窟前十几米外的深层发现了地下水，但检验的结果是水质不好，不能做饮用水。此后，掘井的工作仍在进行。经地质队调查，1980年以后，我们最终在莫高窟找到了可以饮用的地下水。不过，这种水仍不能直接饮用。

池 田：我想，先生为了健康问题一定也操过不少心吧！

常书鸿：水的确是个大问题，一旦出现了病人就更不好办。在那里曾发生过好几起生命濒临死亡的险情。

莫高窟是沙漠中的孤岛，看病需到很远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第二个女儿得了急病，当时因敦煌没有医疗设备，加上交通也很不方便，结果，5天以后她就死在了莫高窟。

研究所的人员在我女儿坟前献上花圈，上面写着：“孤独贫穷的人们敬赠。”

有一次，担任莫高窟测量任务的陈延儒得了急症，高烧不止。他昏睡之际曾抓住我的手对我说：“所长，我已经活不长了。我死之后，一定要把我埋在沙土中，一定要把我埋在沙土中。”

还有一次，我的妻子李承仙也差点死去。那天早晨3点左右，她大量出血，脸色眼看着变白。我赶紧请人赶着毛驴去请医生。医生赶到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幸好有医生的精心看护，才把我妻子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池 田：我相信先生的女儿一定会活在先生的心中。夫人也与先生一道经历了种种磨难。先生曾在大作《敦煌的艺术》一书中写到“敦煌有我的大半人生”，我想只有经历了艰辛困苦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切的语言。这些就足以让我们回想起那感慨万千的不寻常的岁月。

常书鸿：谢谢。说起来可能有点重复，但回顾我的漫漫人生路，当初的生活真是历经妻离子散，尝尽艰难困苦。

那时我曾想，是留在敦煌与困难做斗争，还是回到都市过安逸的画家生活呢？每当我为这些烦恼时，许多话语便浮现在脑海里，如张大千先生的“无期徒刑”，徐悲鸿先生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思成先生的“破釜沉舟”，都时刻激励着我，使我能够继续与困难做斗争。

想起这些话的同时，我心中便升起这么一个念头：“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这个想法更坚定了我留在那里的信念。

现在看来，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我一点儿都不后悔。

池 田：“无悔”的人生便是胜利的人生。人生会遇到很多困难，志向愈大，困难也愈大。不少人遇到困难就选择逃避，半途而废，而先生却坚持不懈，踏着困难走过来。

只有艰难才能磨亮我们胸中的宝珠。比起顺风，逆风更能使人成长。我经常把自身的体验告诉年轻人。在送给一位青年的话中，我这样写道：

不要悲叹，你不要输了一次就灰心丧气。

真正的胜利，应该绽放在人生的最后时刻。

您应该把这个作为前进的信条！当然，最重要的，正如先生所言，要看他是否战斗到最后。能够说出“我胜利了”的人生，才是崇高的人生。

常书鸿：池田先生，到现在，您肯定经历过不少磨难挫折。先生年轻时就任创价学会会长，您能否谈一谈当时的感想和抱负？

池 田：我就任创价学会会长时是32岁。我的恩师、前会长户田先生逝世两年后，理事会决定推举我，几次向我发出邀请。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极不稳定，而且，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于是每次都坚定地加以拒绝。但是，恩师户田先生生前曾说：“我的工作完成了，今后就看你的了！”他的话敦促着我，使我不由得产生了接受的念头。

就任后，在拜访一位前辈时，他说：“你的情况我从户田前会长那儿听说过。”因此，我深深地感谢户田前会长、我的恩师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的愿望就是，个人得失均无所谓，但我希望成为学会的中坚。

前进的路途上定会有障碍，有暴风雨，而且我知道，会长的职位责任重大。然而，既然就任，就只有奋力向前，别无选择。特别是对我来说，最初的两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期。(www.daowen.com)

贵国有个成语叫作“孜孜不倦”（每日不倦地工作），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笑）

同时，我想讲点身边的小事情。就任会长后的一年里，我每天早晨从大田区的家里骑自行车去车站，然后乘电车去信浓町（新宿区）本部。或许有人会说“创价学会的会长还这样……”，但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了将来，必须展现出不奢侈的风范才行。

常书鸿：池田先生在中国也很有名望。您现在从事活动的源头原来是来自户田先生！

池 田：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因为想实现恩师的构想才走到今天，所以我没什么可后悔的。当然，我更应该感激恩师教给我的崇高的生活态度。

创价学会在之后的17年里，人数比原来的75万增加了10倍，就像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对外维护宗门，创立了政党、大学、学园、美术馆以及日本最大的音乐文化团体，并且以弘扬佛法为基调，向世界开展和平、文化、教育运动。这都是以恩师的构想作为基础的。

我永远无法忘记恩师逝世的前一天，他给我留下遗言说：“学会需要一些精英，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发挥才干！”恩师深知我的性格，大概是担心我难以独自担此重任。真该感谢先生的苦心！

常书鸿：到现在为止，先生感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池 田：啊，这也正是我想问您的问题。（笑）不过，先生说过，“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也是困难的反复”。我深有同感。所以，也许变得年轻这件事是最困难的吧。（笑）

我是佛法信仰者。我以为人不能为一善一恶、一喜一忧所困扰，而要淡泊宁静、从容不迫地按照自己的信仰之路走下去。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也见到过各种各样的人，这些都使我变得更加坚强。

我有很多历经磨难的朋友，他们苦难的生活激励我锐意进取、信心坚定地向前。

我想，在常先生的一生中，肯定也有不少难以言状的感受。

常书鸿：当然有很多。如果说最伤心的，那莫过于当初我到达敦煌莫高窟千佛洞时看到的情景，洞窟被沙漠淹没，壁画剥落，令人为之叹息！

池 田：先生当时的心境可以想见。先生正是把这种“哀惜之情”变成自己的信条，为保护敦煌四处游说，风尘仆仆。

常书鸿：当时对我来说，怎样保护莫高窟是我的主要课题。我曾几度向上级请示、向社会呼吁，希望唤起政府及社会对敦煌保护和研究的重视。

那时，苏联地质专家来玉门进行石油开采的实地调查，我请他们来，向他们请教保护敦煌的意见。而且，我一连几次把敦煌的危险状况、洞窟裂缝和壁画剥落的情况写成报告，向社会各方面呼救。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进行莫高窟固定工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项工程已经完工。

池 田：最艰苦的岁月是在什么时候呢？

常书鸿：前面提到过，前妻的出走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敦煌的工作刚刚开始，我每天的工作从早晨忙到晚上，根本没注意到妻子的变化，没注意到她遭受了内外的双重打击。前面讲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不给经费，而且下令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

历尽重重困难我才从国外回到敦煌石窟，当看到现存的石窟仍在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时，我下决心不能再让其遭受如此残酷的损害。

当时，我接到了国民党政府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命令，心里非常难过，就四处求援。前妻出走后，留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幼子。从那时起，我和两个孩子在沙漠中相依为命。我不相信宿命，但是我的心却时时发痛：“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悲惨……”

在悲痛中，尤其夜深人静、一片肃寂时，九层楼的风铎传来清脆的铃声。我凝望敦煌石窟，在深蓝的天空下，与满天繁星一起沉入梦乡，便产生了一种幻觉：壁画上的飞天闪着光芒向我飞来，她们悄声向我诉说：“你的夫人离你而去，但你决不能离我们而去，决不能离敦煌而去！”

那时，我的良心深深地谴责我：“书鸿啊，书鸿，你为何回国？为何来到这荒僻之地？坚强起来！心向不同，夫妻难为，本在情理之中。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不论前面有多少困难，你都要踏着坚实的大地继续前行！”

就像刚才向池田先生介绍的那样，我想起张大千先生离开敦煌时留下的话：“我回去了，你在这里过无期徒刑吧！”因此，我下定决心：“是的，我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

池 田：众多的日本读者肯定会为先生的话所感动！伟大的人在逆境中能够发挥真正的价值。这是我与世界第一流的人物会面时得出的结论。

从那以后，您遇到了现在的夫人李承仙女士，是吗？

常书鸿：对！1945年，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当时，我去重庆的教育部、文化部恳求继续进行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经过一年多的抗议和再三请求，最后，中央研究院答应了我的请求。自此之后，研究所并入了中央研究院。

这件事落实后，我在四川重新召集研究人员。我们从中央研究院领来一辆卡车和各种器材。正在这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位毕业生来到我的驻地凤凰山，让我看了她自己画的油画人物、静物和花草。她说她想去敦煌。

我让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她的名字，她留下了“李承仙”三个字。我问她：“你是油画专业的，为何去敦煌？”她回答道：“我父亲叫李宏惠，辛亥革命时是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的第六位干部，是一位反清革命家。二叔叫李瑞清，曾教过张大千先生。当时父亲对我说：‘作为一名中国画家，首先应该去敦煌，研究中国的民族遗产，研究敦煌，然后创立自己的风格。’于是，我下决心去敦煌。”

我问她：“敦煌是远离人烟之地，古代只有军队和流放的犯人才去那里，而且生活非常艰苦，你能受得住吗？”

她说：“我已决心献身于艺术，因困苦而退却于理不通。”

池 田：原来如此！

常书鸿：可是，那年她父亲病了，她没能前去敦煌。第二年，她成为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她说一年后去敦煌。当时，我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君和毕君二人一直观察她的言行举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想不到她竟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结婚的事。

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我们一起回到了敦煌，并一道致力于敦煌艺术的研究直到现在。

池 田：这个故事太美妙了！我想请教一下，先生对于子女的教育秉持什么样的信念呢？

常书鸿：在孩子们年幼时我就教他们，应该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我希望他们努力学习，有上进心。不过，这个上进心并非为了名利，而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良心，为祖国做出贡献。

在教孩子们画画时，我严格要求他们，希望他们练好艺术的基本功。我对他们说：“人生绝不会一帆风顺。人的前途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宽阔。必须知难而上，勇敢前进，不能半途而废。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事业，必须付出努力和艰苦的代价。”

池 田：太好了！我也深有同感。那么，常先生，您最快乐、最喜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常书鸿：最快乐的一天是1951年4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周恩来总理到北京午门楼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会参观。我向总理汇报了敦煌艺术和有关展览会展出的文物事项。周总理在参观的两个小时中谆谆教导、激励我们继续进行敦煌的研究工作。

另一件最喜悦的事情是，通过加固敦煌石窟工程，在非常结实的混凝土走廊上安装了电灯。从此，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走廊上走进走出了。正是因为这项工程，敦煌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破坏，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没有这项工程，真不敢想象现在的敦煌会是什么样子！

池 田：听说莫高窟安上电灯，是您去敦煌11年后的事吧。

常书鸿：1954年10月25日，莫高窟第一次闪出电灯的光芒，是我们自己发的电。我前去看望在洞窟中摹写的同志们。在那里遇到了李承仙，我问她的感想，她说：“虽然安上了电灯，可是我的眼前却一片模糊。”我仔细一看，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那是多年在黑暗洞窟中工作的人们感激、喜悦的泪水。

我特地去了第17窟的藏经洞。空空的洞窟中，墙壁上的供养侍女仿佛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在心里对她们说：“你这历史的见证人，看吧，我们安上电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