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不要只是说我的事，我还想了解一下池田先生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

池 田：我于昭和三年（1928年）出生在现今东京羽田机场附近。我们家从事海苔制造业，我在兄弟间排行第五。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我们家院子很大，一年四季花草不断，有樱花、无花果、菖蒲、石榴、西瓜、香瓜等，还有一个大池子。总之，少年时代觉得什么都特别大，可实际是什么情况，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池子里面长满荷花，鸭子在水里游来游去，还可以钓鱼、捉蜻蜓。家门前，有一条美丽的小河，里面的水是能生喝的。

房子的周围是广阔的田野，这种景色对于今天使用羽田机场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附近就有美丽的海岸，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与大自然一起度过了许许多多闲适、恬静的日子。家里吃的东西，大体上都能自给自足，属于半渔半农的家庭，这里可以说是东京都内的农村。

常书鸿：原来是这样。

池 田：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在工作的父亲突然患上风湿病，有两年多卧床不起。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中最窘迫的日子。冬天，天亮之前就要在海上采集海苔，这工作实在是太艰辛，就连在一旁做帮手的我，也深深地尝到了这种寒冷和辛酸的滋味。

后来，战争不断扩大，从大哥开始，4个哥哥相继被征召去当兵。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加上高等小学的两年，有3年多的时间，都在帮人家送报纸，这多少能贴补一下家用。每天我都努力工作，当时，即便一个小孩子也能感受到存活下去是多么不容易。

常书鸿：您少年时代，从双亲那儿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

池 田：我家孩子多，并且我刚才已经说过，父亲长期因病卧床不起，生活困难，我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从父母那儿，不知不觉地，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常书鸿：请问，您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呢？

池 田：我父亲生前被附近的人们称为“老顽固”，性格极为倔强。虽然我家非常贫穷，但我经常听父亲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之前，由日本经济新闻社发行的《我的履历书》中，对于他的事情也有所记载。(www.daowen.com)

父亲非常喜欢整洁，他的性格使他要求所有的东西都要井井有条。有时他会用食指摸一下拉门的门框，如果手上沾了灰尘，他就会责怪我们清扫得不够干净。因此，我们家的门窗、玻璃一年四季都是一尘不染、闪闪发亮的。现在我在日常生活中也特别爱干净，东西稍有凌乱就会感觉不舒服，大概这也是父亲影响的缘故吧。我常常回忆起我的父亲，他倔强、严格，又总是和善待人，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可是，父亲坚决反对我要加入少年航空兵的想法。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掉进小池里差点被淹死。我大声呼救，用力挣扎，很快就要筋疲力尽，沉到水里去了，父亲听到喊声就跑着赶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把我救上来时那双温暖的大手。我听说，常书鸿先生在小时候，有一次也曾掉进家乡杭州的西湖中，差点送了命，好像有一个青年跳进湖里，把您救了上来。

常书鸿：对，有这么一回事。那么，您的母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家长呢？

池 田：母亲总是尽心地侍奉着自己顽固的丈夫而毫无怨言，总是默默地工作。少年时代，我就从母亲身上深深地感受到劳动的伟大。

母亲虽然非常慈善，但也总是像父亲那样严格教育我们做到两件事——“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许说谎”。虽然是很平凡的事，但我认为，对于做人而言，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教育。

常书鸿：听说您有个哥哥在战场上阵亡了，在少年时，您身体也非常弱，这些事是否对您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池 田：我的4个哥哥，都在部队上服过役。昭和十六年（1941年），大哥曾从部队上回过日本一次。那时候，我只有13岁。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从大哥那儿听来的悲惨的战争故事。

他曾这样对我说：“日本军队太残酷，而中国人太可怜了。”他的话，直到现在仍然清晰地铭记在我心中。此后，哥哥又一次充军，离开日本。哥哥们都是强劳动力，但都被征召去打仗，因此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极为贫困的境地。战后，除大哥外，另外两个哥哥都相继复员回家。母亲坚信大哥也一定能复员回家，每天都在心里盼望着他归来，可大哥却在缅甸战场上阵亡了，当时年仅29岁。这个消息传来时，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了。当母亲抱着装有哥哥骨灰的白木箱子时，我不敢正眼看她那悲痛欲绝的样子。从母亲失去爱子的深切悲痛中，我感到了战争的悲惨和残酷。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位作为“少年志愿兵”去了战场，也有人因此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大空袭中，家里房屋两次被烧毁，我曾经在烧成灰烬的瓦砾中挣扎。上旧制小学前，我还患过一次肺炎。从那以后，我与疾病奋战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这种体验，我发现自己对于体弱的人和病人有着特别敏感的反应。对健康的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件不会明白的事情。记得上小学时，我经常出虚汗、做噩梦，在幼小的心灵中，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下面是发生于战争时的一件事。我在青年学校接受军事训练时，突然吐出血痰，然后就是咳嗽不止，不断出虚汗，肺病越来越重，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医生劝我，说只有静养，没有别的办法。但是，由于受到大空袭的威胁，我根本无法静心养病。后来我又患了胸膜炎，医生好像说过，我能否活到二十五六岁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死问题就一直没离开过我的脑海。我大量阅读有关哲学和思想的书籍。对“生命”与“和平”这两个问题，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