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田：听说，常先生出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

常书鸿：是的。

池 田：杭州确实是个好地方，我曾经去过一次。

常书鸿：您是什么时候去的？

池 田：1974年，第一次来贵国访问时。当时，东京和北京之间还没有通航，我从香港绕道广州到达北京。在北京，我见到了当时的李先念副总理，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后来又到上海和西安进行访问。记得到达杭州是在一天深夜，第二天傍晚，按照日程安排，又回到了上海，真是匆匆忙忙。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会长（那时为副秘书长）一直陪同我们。

常书鸿：我出生在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一直都是在这如画的地方度过的。

池 田：唐朝大诗人白乐天（白居易）曾称赞杭州的景致天下无双。苏东坡（北宋著名诗人）有一首非常有名的七言绝句歌颂西湖美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诗集》，金冈照光译，角川书店出版）我们去的那天，正好下着雨，确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雨亦奇”。我们游览了“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烟雨漾漾的西湖，的确别有一番韵味。下了游船，在花港公园稍稍避了一下雨，在这当儿，我与一位来自山东省的11岁小男孩交上了朋友。我发现，西湖不可思议地美化了少年的心灵。

常书鸿：在我家门的正前方有一条小河，还有一片荷花池。春天一到，就有许多小蝌蚪在池里穿梭漫游。不多久，小蝌蚪的尾巴消失了，变成了青蛙，在荷叶上跳来跳去，捕食小虫儿。

一到早晨，池畔聚集许许多多的小虾米，它们透明的躯体，即使在水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说不定偶尔还会有几只跳上岸来。每天清晨我都很早起来去捕虾米，每次都能装满一大脸盆，然后交给母亲。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所以我们就用这些虾米做菜吃。

每年季节一到，荷叶就慢慢地从水中露出，像伞一样渐渐张大开来。不知不觉中，荷花就长得比荷叶还高，竞相开放，争奇斗艳，显得格外美丽。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去采莲蓬、吃莲子，每年都这样。当荷花盛开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美丽所感动，总想把这动人的景色，用画描绘出来。

池 田：对、对，我在构思给先生的诗的时候^[1]，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荷花：

西湖可赏莲，

碧波叶田田。

孤山红梅艳，

秋月竞争先。(www.daowen.com)

家境虽贫寒，

英才出少年。

不畏艺道险，

壮志凌云烟。

我好像明白了，常先生生在西湖，长在西湖，您的宏愿便是专志于美术事业。常先生，在西子湖畔的生活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常书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24年。当时，我正在远处画雷峰塔（为巨大的7层砖造塔，“雷峰夕照”是西湖十景之一）。忽然，沙尘突起，漫天飞舞，很快，我就从一个船老大那儿听说，原来是雷峰塔倒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年轻时见到过雷峰塔的雄姿，而且，还把我描绘雷峰塔的画儿精心保存了下来。所以，我始终认为，绘画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之后，我选择了写实主义绘画流派，可以说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

池 田：在逝去的时间长河中，一块画布上，“永远的瞬间”会永放光芒。备经磨炼的画家们的心境所映射出来的刹那之美，超越数百年的岁月，给遥远国度的人们送去不朽的光芒。先生以描绘美丽的世界为目标，走上了艺术之路。据说当初您的第一位老师是您的叔叔。

常书鸿：您说得对。把我引上艺术之路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三叔。我三叔和四叔身体都有病，三叔曾从秋千上掉下来，身体致残；四叔小时候非常可爱，经常被大人举起来逗着玩，有一次不幸失手，被摔在地上，也成了残疾人。

特别是三叔，身体状况极为不佳，两腿弯曲得很厉害，几乎紧贴着胸口，右手也不能伸直。但是，他并没有因病而意志消沉，而是时时刻刻都在顽强地生活着。他只有一只手可以活动，可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这只手终于能画画了。每到春节前后，他就画贺年卡上的画，比如，小孩跳绳、爆竹游戏、灯笼游戏等。有时，他事先画好草稿，然后让我们小孩子照着他的样子画，最后再让我们着色，制成贺年卡。画了一遍又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们画得越来越像了。叔叔身体不好，画画时极为困难，他好像认为我画得不错，所以答应要教我画画。当时，家里非常贫寒，为了帮助维持生计，我就开始给人画像。当时虽然也有照相馆，但是照一张至少要花四五十元钱，一般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我在家门口写了一幅替人画像的广告，画一张能得二三十元钱，对家里帮助很大，而我的画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三叔是我学画的启蒙老师，毫不为过。

池 田：还应该说是您人生的老师。常书鸿先生，你们家是怎样的一种家风呢？听说，您祖父是满族军人，这家风至今还保留着吗？

常书鸿：我祖父是满族人，名字叫伊尔根觉罗。清朝时，从东北黑龙江来到杭州担任守备军，从此，就定居杭州了。在西湖边上有一个叫作“旗下营”的地方，清朝时迁来的满族人，大都集居在这里。我们的祖先从东北南下以后，一般都被人称为“满族”。小时候，祖母经常给我们讲起祖先们的故事，她告诉我，我们的祖先在战争中都是英勇善战的好汉。

每年，到了祭祀祖先的日子，母亲总是把头发高高地挽起来，并且穿上高高的木屐和旗袍（民族服装）。

辛亥革命时期爆发的“杀鞑子”（杀满族人）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痛苦的经历。各种各样的消息交相传来，我和祖母一起逃出去，躲了起来。不过，街上倒是非常平静，家人也没有出什么事儿。因此，一直到1950年，我都没敢说自己是满族人。

我生来就具有一种不屈从于权力的倔强性格，这是从祖先那儿继承下来的秉性。我相信，祖母和母亲对我从小就进行了这样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