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

1974年，我初次访问中国。这次旅行是在绿色乍动的5月末至6月中旬两周多的时间里进行的。

我看到了蜿蜒曲折的长江，也目睹了雄伟壮阔的黄河；我登上了万里长城，也参观了新中国的工厂、农村，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设施等。通过与以李先念副总理（当时）为首的各界领导和青年、民众交谈，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青年时代我就爱读的中国史书、诗集中所描绘的景象与实际目睹的情景的重叠和差距，给我带来精神上的跃动。

用照片去认识一件事物，常常会为它同预想之间的差距而惊诧，同时也为新的发现而惊喜。而站在过去只以自己的想象形成印象的景物之前时，我的内心更是欣喜不已。

例如，如果让《三国志》和司马迁《史记》的年代再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出现，那么，当时英雄们同平民百姓的生活情景就会更加鲜明。

这样的乐趣谁都能在旅行中得到，然而，这次中国之行给我的喜悦竟会如此之大。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在我的读书体验中，中国的古典诗集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古都西安之行中这样的感受特别深。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从遥远的地方传到这里，远达罗马的宏伟的丝绸之路正是从这里开始。

在西安之旅的13年前，我到过印度，看到了恒河，也拜访过佛教发祥地佛陀加雅^[1]。那时，从佛陀加雅出发，经过西域、敦煌、长安和朝鲜半岛最后到达日本，那遥远宏大的“精神丝绸之路”仿佛就在眼前。星换月移，我又来到西安，极目远望，吟咏西域的名诗一字一句浮现在眼前。

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坐落在敦煌以西，周围是一望无尽的沙漠。站在空旷的沙漠中，一个人也不认识。王维的这句诗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玉关西望堪肠断——这是岑参在西去长安万余里的玉门关上发出的悲苦绝唱。这些都带着一种现实感，使我与西域、敦煌的心理距离一下缩小了许多。

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这种距离进一步缩小。在我初次访问中国6年后，我在第五次访问时（1980年4月）才见到他。常先生和夫人李承仙女士特地到我的房间来看我。

我从未想到能遇见常先生。是经每次访问时都给予我照顾的孙平化先生（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的介绍，我们才得以愉快地相见，在春日温煦的阳光下开始我们的长谈。(www.daowen.com)

常先生的人生是诗，是艺术，在他的人生中有着光辉的历史和迷人的传奇故事。

我们围绕丝绸之路和敦煌谈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我真恨不得再多谈一会儿。之前我对敦煌不太了解，就连“敦”是“大”、“煌”是“闪光”的意思也是在那次交谈中知道的。自从与常书鸿先生交谈后，我对敦煌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后来我们在东京再次相见时，正值我创立的东京富士美术馆举办“中国敦煌展”，常先生也给予了很多关照。

我曾把对常书鸿先生感谢的情思写成诗献给他，回忆他的人生之路，祝愿他与岁月一道发出五彩的光芒。

在这样的交流中，以“敦煌”为主题的对谈集正在准备刊行。我不揣浅陋，与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出版了许多对谈集。不知不觉中，交谈对象已扩展到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等国家。^[2]与中国活跃在第一线的人物出版对谈集，这是首次尝试。

从复杂的国际政治到个人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到个人的深层意识，种种“人为的分裂”正威胁着和平。在这悲剧相继发生的现代社会里，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选择一条和谐安定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

正如丝绸之路上的敦煌文物和艺术超越遥远的岁月，成为现代人的珍贵遗产一样，我想为和平付出努力，让将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再也看不到战争与分裂。我想，每一个与我交谈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在通往新世纪的“精神丝绸之路”上，我祈祷美丽的艺术之花大放光彩，像敦煌那样的和平基地在各地诞生。

注释

[1]佛陀加雅：位于印度比哈尔邦格雅县。相传释迦牟尼在该地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为印度佛教四大圣迹之一。

[2]池田大作曾与世界上很多有影响力的人进行过对话，如《展望二十一世纪》（与汤因比对谈集）、《黑夜寻求黎明》（与尤伊古对谈集）、《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与贝恰对谈集）、《和平、人生和哲学》（与基辛格对谈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