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辛的创业路上，寂寞、孤独甚至自我怀疑，个中滋味只有创业者自己能懂。但余国良似乎比别人幸运得多，方瑞贤也好，比尔·拉特也好，他一路上遇到的这些对他伸出援手的“贵人”，都是在业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为何总会在关键时候“施以援手”？

余国良说，首先你要让自己做个正能量的、有趣的人，让别人和你在一起会非常开心和舒服。

《菜根谭》里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余国良将其奉为处世哲学。他说，让人舒服的能力，也是一种软实力。

这些处世哲学，他是从自己的求学和创业经历中一点点悟到的。

与人谈话时，余国良彬彬有礼、笑脸迎人，是个和蔼且人缘极好的人。他自己也常常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朋友特别多。迄今为止，他的人生都过得顺风顺水，总是做着一件又一件在常人看来可望又不可即的事。但他又总是说服自己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善待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木，不辜负这大好韶光。

他的兴趣点好像有点多，而且都是阶段性的。但是一旦他决心去接受一项挑战，那段时期里，他的目标就会非常明确而且十分聚焦。所以，每一个阶段，他都会收获常人无法想象的成绩。

他说，从博士研究生涯开始，他就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做出排序，明确了第一目标是什么、第二目标是什么。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会先集中火力进攻第一目标，确保圆满完成任务。

人生如此，做企业管理也是同理——找准定位，找到“小而美”的切入点，然后集中火力进攻。

今天的余国良，已经是30多家创业企业的导师了。他说，每每听到创业者的困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创业企业面临的都是自我定位问题。“我是谁？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们都想做比较伟大的事业，但伟大的事业往往是最难的事业。”

余国良说，拥有伟大理想的人无非有两大目标：为人类创造知识；将知识转化成为有用的产品。这两大目标，能完成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而他选择了后者。

在过去的数十年，包括未来的数十年时间里，他意欲打造的最重要的产品是帮助人类战胜肿瘤。到了今天，科技的进步已经让人类距离这个目标仅一步之遥。

他预言：“20年前，肿瘤之于我们就像是今天的老年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一样可怕，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肿瘤对我们来说将不再是什么可怕的病种。”

攻克肿瘤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余国良的自信源于今天肿瘤免疫学上一个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现代生物化学蓬勃发展，现代生命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到今天，生命科学结合科技的进步，围绕着免疫肿瘤精准治疗的每一个重大研究突破，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2018年2月，《科学》杂志发表了最新科研成果：肿瘤类器官可以预测患者对药物的反应。这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在临床试验之前测试潜在靶向疗法，又极大地推动了个性化医疗的进程。

2018年4月，一篇学术界重量级的研究毫无悬念地登上了《细胞》杂志封面，这个重磅研究凝聚着全世界无数顶尖肿瘤学家数十年的心血。他们通过对33种最常见癌症的超过11000个肿瘤样本的分析，为人类描绘出了一份关于癌症的“世界地图”。这将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理解肿瘤在人体内如何诞生、在何处诞生及为何诞生，为临床试验提供更好的指导，基本破译了肿瘤的核心密码。

每一项新的哪怕只是微小的突破，都让余国良激动不已。而他在肿瘤免疫治疗上，也是涉猎极深的。

在他投资的30多家企业里，从新药研发、基因组、基因编辑，干细胞再到肿瘤检测等，已经完全覆盖整个肿瘤治疗的生态链。他同时还担任美国知名医疗投资机构奥博资本的风险合伙人，时刻关注着最前沿的医学创业最新动态。

2018年年初，美国生物医学行业知名媒体网站BioSpace评选出了2018年新兴生命科学公司20强企业，其中仅有的三家由华人创立的公司中，有两家是余国良投资的，包括冠科美博制药（CBT）和Immune-Onc，这两家都是新兴的肿瘤新药研发公司。CBT公司拥有四个临床阶段的新药，以联合疗法为策略。CBT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通过鸡尾酒疗法，通过靶向和免疫治疗的办法，扩大了肿瘤抗体药物治疗中受益的人群。

Immune-Onc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道路：开发新靶点的抗体药。Immune-Onc的联合创始人廖晓玲博士也是CUSBEA的留学生。他们通过调控免疫系统来治疗癌症，公司成立当年即获得7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余国良作为天使投资人所投资的第一家公司——美国应用干细胞公司（Applied Stem Cell，ASC），已经是一家比较成熟的公司了。在硅谷，这是一家在基因编辑和干细胞创新方面有独特之处的公司。公司CEO姜儒鸿是余国良在复旦大学的学弟，联合创始人陈雁如教授曾任斯坦福大学转基因动物模型中心主任，是TARGATT技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明人之一。(www.daowen.com)

余国良最近在杭州筹划的项目——大型抗体生产企业健新原力公司，更是被他称为继布局30家企业之后的又一次人才、资源和市场的大汇聚。他正在打造的是健康王国生态圈的最后一个环节：新药的制造、生产和销售。

“这是一个鲜明的反差，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发达，但生物制品的生产能力却特别弱；另一方面，从市场需求和容量来看，中国的抗体药用量又特别大。”余国良说。

从求学生涯的第一天开始，从他提问“细胞为什么会死亡”开始，他就在不知不觉地一步步接近这个目标——为全人类的健康而奋斗。

说起为何选择生物化学专业，余国良迄今还感恩高考后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那位从未谋面的杨姓老师的推荐。进入生物科学领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时机，但之后的人生道路，渐渐地清晰起来。

如果说30多家他投资或创立的公司中，大多数是围绕疾病的诊治，那么量康科技算是一个异类。生病之后的治疗虽然纠结人心，但数量更大的健康群体的健康管理该由谁来负责？

基于自身的健康管理经验，余国良又集结了一批技术、医学领域的伙伴们，包括曾在英特尔、高通任职的姜中华等，在杭州设立了量康科技——一家致力于健康管理的科技公司。

过去的基因组研究成果告诉他，人类的疾病大多数与基因突变有关，而这种突变通过人为的早期干预是可以加以预防的。大多数普通人对自己的身体情况知之甚少，余国良说，量康科技可以帮助大多数人突破这一盲区。

创业简单吗？肯定不。硅谷资深创业者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总结自己的创业史时说，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8年几乎全都举步维艰。余国良说，每一个听着辉煌的战绩背后，都是伤痕累累的付出。在每一次的创业历程中，他都经历过“弹尽粮绝”的时候。

创业的艰辛，只有创业者知道。问题在于，每一个创业项目的成功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创业者前赴后继？为什么已经数次成功的余国良还是愿意当创业者的导师，一次次陪伴他们重新经历创业维艰的洗礼？

余国良说，这些创业者从一开始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伟大的使命，一切都变得富有挑战且好玩起来。包括他自己，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打造的健康王国也好，当创业导师也好，首先都是因为“好玩”。

“好玩”的寓意似乎复杂且丰富。它应该包括事情本身的趣味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还具有极高的挑战性。

十多年前余国良开始创业时，方瑞贤鼓励年轻的创业者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头儿”（leader）。什么是“头儿”？就是你做的事情，被人家认可，有愿意跟你一起走的人（follower）。

十多年后，余国良已经成功地成长为一个“头”，他的身边集聚着一批世界顶级科学家，同时还有一批具有潜力的CEO。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他说，是尽自己最大的能量将身边的生物技术资源整合起来，让伟大的科学技术找到资本和CEO，同时也帮助人类成功攻克肿瘤，让健康不再只是一个梦想。

我好奇地问余国良：为什么选择聚焦肿瘤？他说，因为这是当下人类健康最大的“拦路虎”，而且曙光就在眼前。实际上，如果从更前沿的科学研究来看，他对神经生物学方面的阿尔茨海默病也很感兴趣。但从创造产品的可行性来看，攻克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余国良认为，从本质上来看，人类发展的瓶颈是生命科学而非技术。人类在技术上不断地突破极限，但是对自身的了解却少之又少。“如果说免疫治疗是人类对自身认知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好的开始，未来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比如，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和认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说，神经科学会改变我们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研究神经是跟大脑有关的领域，实际上才是未来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今天，医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依然少之又少。而可以预期的是，在日趋老龄化的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正在成为国人健康最为严重的隐患之一。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能通过创造产品助推其进程。”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路要走，每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都可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和普通人比起来，余国良无疑是幸运的，他的每一次险胜都成为下一次攻克难关的重要资本。但或许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每一次面临选择时，他总会选择那条比较难走的路，而且怀着一颗向善、乐观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