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良出生在浙江绍兴，中学时代在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就读，后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36年前，为了能为中国培养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著名华裔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创办了CUSBEA项目。该项目为中国培育了422位杰出的生命科学人才，其中有许多位当选为美国或中国的科学院院士。

1983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余国良，幸运地拿到了第三届CUSBEA项目的考试资格，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从此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

刚刚来到美国不久的余国良，对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教授的端粒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努力，年仅28岁的他就在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和布莱克本实验室的其他发现一起，使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美国就读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期间，余国良非常投入，也很享受一个个午后与导师漫步在通往CaféRoma咖啡店的校园小路上，一起探讨学术的时光。布莱克本教授每次的开场白都是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理论是什么？”有理论才能有试验去验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至今仍让余国良觉得受益匪浅，成为他重要的思考模式。到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习惯先问问自己：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余国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成功地克隆出了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植物抗病基因，并且发表了8篇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其中2篇发表在《细胞》杂志上，1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他本可以大踏步走在一条通往成为全球知名科学家的大道上，一次意外的选择却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2年秋，哈佛大学的威廉姆·海泽尔汀（William Haseltine）教授辞去了哈佛大学教授一职，和克雷格·文特尔 （Craig Venter）一起创建了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HGS）。海泽尔汀是基因界的传奇人物，同时他还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科学家、创业家和资本家。海泽尔汀当时说服了包括余国良在内的8位来自中国的哈佛博士后加入HGS。据余国良回忆，他之所以选择放弃做教授的机会，是被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所驱使。他记得当时海泽尔汀说：“我们将是发现第一个人类基因组的先行者，让我们把握这个创造历史的机会，它在人类史上也只会这么一次！”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余国良放弃了之前学术界的一切，毅然加入，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

“我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就是从学术界到了企业界。”时至今日，余国良也毫不质疑当年这个决定的大胆性和突破性。当无数人问起，他也总是坚定地回答：“一秒钟都不曾后悔过。”(www.daowen.com)

接受采访的那天，坐在萧山湘湖的游船上，余国良的身边既有他敬重的师长，也有敬仰他的年轻CEO们，大家欢聚一堂，一边游湖感受杭州最美的春色，一边畅想着未来。好像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余国良说，比起所有学术上的荣誉，他对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更感兴趣。“归根结底，要对社会有用，必须以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

求学期间，余国良就在思考一些人类健康的基础问题，如：细胞是怎么凋亡的？端粒酶和长寿是什么关系？怎么能让作物产量跟上人口增长？加入HGS之后，又在研究人类基因组，他做的事一直紧紧围绕着一个初衷：要让科技转化成为有用的产品。

因为有着明确的目标，也因为心怀伟大理想，肩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那些年，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里，“很辛苦却又很有趣”。那是一段最单纯也最充实的岁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余国良成功发现了一个药靶。后来HGS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开发出了首个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抗体新药。有趣的是，这个药靶是肿瘤坏死因子家族中的一个叫BLyS的蛋白质，而BLys的氨基酸的序列里3个重要的氨基酸是GLY，恰好是他名字的三个首字母 （Guo Liang Yu）。

人类和肿瘤的战争已经进行了40多年，基因测序或许是人类找到的最可能制胜的“法宝”。在HGS 5年多的研究岁月里，余国良有幸比世界上其他科研人员更早地“窥视”到了基因的奥妙。

而这些扎实的基础和不断的积累，包括专业知识和人脉，都成为他日后走上创业之路的最大资本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