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五月改颛顼历（十月为岁首）为太初历，即夏历（正月为岁首），并吸收二十四节气指导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二十四节气实际是太阳历，即根据太阳运行规律制定的计时方式。早在《尚书·尧典》已载帝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神话传说，划分“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分别对应“仲春”“仲夏”“仲秋”“仲冬”^[13]，也即二分二至日。后逐渐完备，《左传》又载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至《逸周书·时训解》成书时，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三候，每候五日。武帝改历之后，旧有的二十四节气逐渐融合国家历法，最终定型延续至今，《淮南子·天文训》所见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就是武帝历法改革的结果。

显然季节和二十四节气的划定属于天文历，其形成过程复杂而漫长，但精确度远远高于物候历，并且受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历法的形成过程复杂多样，但我们基本可以看到时令的划分从最初物候历为主、天文历为辅，逐渐演变为天文历为主、物候历为辅，二者相辅相成，这是千百年来我们祖先对自然世界感性观察与理性思考的互动结果。

整个先秦时期是岁时节日的萌芽期，随着文化制度逐渐完善，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汉代开始形成。汉代的统一结束了先秦时期各国的历法混乱现象，节气逐渐稳定为民俗活动的稳定、节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上巳节，是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之一。汉初文帝时期博士韩婴最早使用并解释“上巳”一词，韩婴注《诗·郑风·溱洧》“唯溱与洧……方秉蕳兮”句云：“溱与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时，众士女执兰拂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14]“上巳”为三月第一个巳日，“桃花水下之时”显然是物候观察，“众士女执兰拂除”为相应的禳灾民俗活动，这一风俗在郑国“三月上巳之日”已成节日传统。上巳节也称三月三，汉代之后的岁时民俗文献多有记载。《晋书》卷二一《礼志》云：“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15]也就是说，三国魏之后，上巳节才统一定为每年三月三日。需要指出的是，“桃花”物候在《夏小正》“正月”《传》文中已有记载，“梅杏杝桃则华”^[16]，即此时梅、杏、桃皆开花。而众士女执兰拂除习俗在三月三日确定之时流行已久。(www.daowen.com)

岁时民俗活动最初也只是在部分地区流行，后逐渐影响全国。春秋战国时期，上巳节为“郑国之俗”，同样也在鲁国流行，孔子弟子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7]“春服既成”“浴乎沂”被隋杜公瞻认为是“水滨禊祓”^[18]。到了汉代，“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其后“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19]。可见汉代上巳节已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除水边祓除的基本民俗活动外，上巳节也表现出地域特点。如《荆楚岁时记》载三月三日荆楚旧俗，除“流杯曲水”之俗，亦有用“龙舌，以厌时气”之俗，以及用狗吠之声厌胜杜鹃之鸣（杜鹃鸣叫被当地人认为“闻者不祥”）的习俗^[20]。此两种习俗同样出于禳灾祓除的目的，但与水边祓除实不相同。实际上杜鹃鸟三月鸣叫也是一种物候现象，只是作为一种民俗禁忌表现出地域文化差异。随着时代变化，传统上巳节俗已包含祓除禳灾、高禖求子、招魂增寿等多种民俗功能，兹不赘述。

综上可见，我国的传统节日与农业生产、人类繁衍活动联系紧密，我们的祖先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制定了指导生产生活实践的历法制度。节气时令的划分逐渐形成相应的岁时民俗活动，习惯性、集体性、周期性、礼仪性的岁时民俗活动的举行又形成相应的节日传统。节日具体时间的确定、岁时民俗活动周期性的集体参与以及节日专名的出现是节日形成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