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造体，是人类建构并满足各种交流需要的公共空间，“人群”是城市最基础也是最典型的符号和元素。城市文化空间作为时间的沉淀之物，在自我复制的同时，也完成了人情空间的生产，逐渐形成了以家为单位不断弥漫的文化关联和有情感体验的文化版图。媒介凝结着各种复杂生产关系和权力要素的物质实体^[5]，一直扮演着两副相互矛盾的面孔，它既承载诸人互联互通、协同共进和自由交往的理想，也充当着统治、支配的强力工具。媒介与城市文化信息空间发展关系是艺术的技术与观念的艺术的关系问题，而新技术运用则引入了一种新的修辞方式，产生了文化信息空间。

国内外探讨城市文化信息空间及媒介和城市两者关系的文献很多，国外研究重点注重城市品牌和精神的塑造，形成了城市营销理论。例如，美国杜克大学凯文·莱恩·凯勒提出通过城市品牌化，将某种形象、联想与城市自然联系，使竞争和生命与城市共存等^[6]。国内研究聚焦于媒介与城市经济、旅游发展和形象推广、对公共危机调试等方面。比如，西南政法大学谢语蔚采用多类型、多渠道、多层次、广辐射的传播路径，达到城市形象传播效果最大化的观点^[7]；西北大学张媛提出在纵向和横向双重维度上可持续开发传播资源^[8]。不过，国内外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媒介融合方向和体系建设的探讨，大部分局限于宏观媒介文化传播层面，在社会网络融合需求和信息网络融合支撑层面对媒介智能化技术结构和运行机理及其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影响研究，文献仍然较少。武汉大学举办的相关论坛对社交媒介在城市公共事件信息传播模式创新等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探索^[9]，人民日报社与雄安新区共建的雄安媒介中心（中央厨房）揭牌运营^[10]，中央电视台媒介融合技术体系建设，以及“雄安天下”客户端和“人民雄安网”的正式上线为智慧城市官方媒介融合网络及其“智化”建设提供了方向。

综上，当前传统媒介融合发展及对城市文化信息空间影响的研究中，还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对媒介融合的实质认识不充分，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多元媒介的技术融合方面，而对媒介融合中传统媒介的路径选择探索不够，对传统媒介历史性和现实性责任对媒介融合的约束性要求认识不足。(www.daowen.com)

其二，国内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媒介传播层面，在微观的物理网络层面和宏观的社会网络层面对媒介融合机理的研究文献仍然较少，这客观上制约了研究“智化”媒介对城市文化信息空间的影响。

其三，对“智化”媒介下沉社区，实现媒介公共服务网络的优化和应用，以及对智慧城市文化信息空间塑造影响的研究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