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的流动性在于历史的延续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尤其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与标志。这对于地方性、民间性的非遗文化及其管理体制具有引领功能的“合法性”。

大运河文化建设中，首先应给予非遗文化以“政治认可”和“制度承认”，将非遗文化作为自身文化符号的具体呈现。当前，大运河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为载体的，但是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只是折射了大运河文化的“技术文明”。归根到底，大运河文化深层的“历史记忆”仍然隐藏在千百年来沿岸民众不断绵延着的风俗习性，这也是非遗文化所特有的生命张力^[11]。以开封州桥^[12]考古挖掘为例，复原当时汴河沿岸的生活状态，人们可以在此展开历史审美的无限畅想。非遗文化犹如“活化石”一样具有强大的历史记忆功能，引起人们的怀旧和乡愁，达到一种特殊的乡村审美、日常审美、民间审美的“活态体验”。因此，非遗项目构成了大运河文化中“大众审美”^[13]的活化酵母。

非遗文化具有地方性和民间性，因而能够落地生根，转换成“乡风文明”并生成真正的“活态文化”。以大运河“巨型文化符号”为线索，将沿岸非遗文化项目串联和整合，能够形成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非遗文化群和非遗项目库。当前，非遗项目大多被视为一种“文旅资源”而进行产业开发，这种思路起初并无不可。但是随着黄泛区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隋唐运河遗址农耕区的人口逐步回流，非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艺标本”，也应逐步融入当地的“乡风文明”建设之中。非遗文化具有娱乐、社会交往与身份认同的作用，因而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换言之，非遗项目首先可以开发出来给游客观赏，通过非遗产业开发与“旅游扶贫”相结合，将非遗产品与“一村一品”相结合，利用政策叠加扩大运河非遗项目的社会效益。其次，非遗文化更应该内嵌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融入地域性的风俗习惯，融入村落的日常生活之中。非遗文化不仅是旅游资源，更是一种内生性的“生活资源”；非遗文化不仅需要借助文旅产业实现“复活”，更需要一种由客体向主体回归的依靠生命意志与本能^[14]的活化传承力量，这也是“本土文化”真正的核心魅力和吸引力。将非遗文化推进机制与扶贫攻坚长效机制相结合，转化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风文明，不仅是县域经济内生性发展的动力，也是消弭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大运河之所以成为“文化自信”的建构工具，正是因为大运河具有“大一统”“苦难兴邦”“家国情怀”等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先进要素与精华。大运河文化流淌千年，浓缩了国家政治、河道治理、漕运经济、城镇兴衰等“宏大叙事”。因此，它承载的既是历史过程也是逻辑过程，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相统一”。(www.daowen.com)

非遗文化是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与风俗风貌的具体展示，是千千万万民众在底层的微观的具体的生命过程的呈现。正因为如此，非遗项目需要利用大运河的文化符号来进行“意义编码”^[15]——从风俗习惯、娱乐方式与手工艺的传播中凝练出流动着的时代精神和不断更迭的社会进化意义。

总之，大运河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理性与精神脉络，而这种历史理性与精神又透过非遗文化折射出绚丽多彩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当代隋唐运河沿岸生成交汇相融的生动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