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标志着“全流域制”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的“割据制”，成为一项重大的体制创新。借助大运河文化建设的跨区治理体制，有望推动非遗项目管理体制的创新。

如前所述，非遗项目管理的分级逐层的金字塔体制导致行政科层特征明显，由地方申报容易导致地方竞争和各自为政的“碎片化”“离散化”，因此还应借鉴当前的“流域制”及普遍实施的“河长制”进行资源整合，以大运河流域的整体性视角统筹提升非遗项目的申报质量。大运河文化建设机制中也特别强调了部门协调和区域协同，这一点也是非遗项目管理体制的创新源泉。2021年7月，郑州地铁建设中利用地下空间开辟了沿黄“非遗文化展览馆”，这种突出流域特色、扩大流动范围、集约土地空间、统筹协调部门的思路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借助大运河文化建设的统筹规划与整合力量，能够解决非遗项目管理体制中的一些问题。重视非遗文化资源固然是好事，但毋庸讳言，当前也出现了非遗文化过度泛滥的倾向。例如，在2021年全国两会和地方两会上，各地各部门有关非遗文化的各类提案骤然增多，远远超过教育、科技等其他类别的提案。^[10]针对泛化的“非遗热”，迫切需要对标大运河的“先进文化”进行适当降温和冷处理，提高申报门槛，分类遴选，同类整合。(www.daowen.com)

为此，一是挖掘与大运河生产、生活与风俗习惯直接相关的“水文化”非遗项目，例如黄河澄泥砚制作、黄河鲤鱼制作等，可以形成“统一品牌”的集成效应。二是逐步提高非遗文化的当代价值标准与底线，尤其是对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鉴定，突出其中的先进性、工艺性和传播性，杜绝各种噱头猎奇和过于追求形式的现象。三是改革申报制度，可以由传承人自主申报制改为自主申报与专家遴选相结合制度，逐步扩大专家不记名投票进行遴选的项目范围，如同诺贝尔奖评选程序与制度那样，逐步提升非遗项目的示范性、公正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