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实力到文化软实力，是对文化治理功能全面认识的复归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提醒我们要回到孔子诗教治理^[6]的文化传统，启迪我们超越硬实力的国际关系进入国家能力的综合提升。广义的软实力包括文化、政治和外交等构成要素，而“文化是软实力的基础，作为最人性、最具渗透力的体系，成为意识形态和外交手段的基本载体；政治是软实力的核心，通过意识形态代表了阶级和阶层的基本利益，起着引导方向和树立愿景的作用；外交是软实力的展开，通过发起和引领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规则，以一定的强制性规定了各国的行为准则和交往方式。”^[7]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力、吸引力和导向力，软实力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因此，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软实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文化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力是与经济力并重的人类发展能力。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文化力发展指数正有待实践的检验，但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次：文化原创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力，它们是构成文化力的四大指标。文化力四大指标呈现一个金字塔结构，自上而下或由内向外分别为文化原创力、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软实力，并相应地推动了文化在四个不同层面上的发展：文化原创力推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文化生产力推进了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文化创新力推进了文化经济的融合发展，文化软实力推进了文化社会的共生发展。文化力的四个面向是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建构的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发展观，在实践中呼应了文化现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艺术强调文化的原创性和原真性，以文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戏剧等艺术形式为载体；文化产业强调复制性和商业性，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具有技术化的生产方式、规模化的生产效益、市场化的生产目的、企业化的生产主体和金融化的生产手段等文化生产的基本特点；文化经济强调文化资本、知识产权和符号价值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协同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文化化”，通过整合产业价值链和塑造文化品牌来提升各个产业的附加价值；文化社会强调文化的外部效应和创意的溢出效益，实行生产、生态与生活的立体互动，园区与社区的双向融合，乡村、城镇与都市的全面耦合，以文化力和创意力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环境营造和社会治理。^[8]在这个金字塔形文化力四大指标结构中，作为文化生产力表现形式的文化产业，是其中关键的一层。我国文化力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文化原创力发展阶段是文化力1.0时期，大概在2002年以前；文化生产力发展阶段是文化力2.0时期，大概从2003年到2011年；文化创新力发展阶段是文化力3.0时期，从2012年至今。以后我们将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文化软实力发展阶段是文化力4.0时期，是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目标。

文化软实力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建认为，文化软实力包括认同性、培养性、创新性、规模性、扩散性和民生性等基本要素。其中，认同性代表文化动员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和影响获得对方的认同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软性力量；培养性代表文化环境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国家的重要实力和基本资源，具有可培养性；创新性代表文化贡献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具有文化创新、技术发明、作品原创的基本能力；规模性代表了文化生产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产业的规模优势和对外文化贸易水平所决定的；扩散性代表文化传播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向全世界扩展其文化价值观并获得国际范围广泛认同和好感的能力；民生性代表文化消费力，表现了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享受文化服务和进行文化消费的能力。^[9]一个国家通过文化外宣、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等多种途径展现了这些文化软实力的不同要素，构成了一个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这些途径分别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文化企业等不同主体实施主导。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主权的法统性论证。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知识产权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所具有的主权属性。文化主权是大国政治的核心观念，作为一种新的主权理论，文化主权强调主权的最高表现形式不是国家实力的支配，而是韦伯和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或者文明领导权。^[10]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意义是文化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达成。因此，文化主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从主权角度来考察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觉意识之构成”。大国崛起需要三个基础，“一个是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就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一个是经济社会基础，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其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以提供国家的安全保障；一个是文化基础，作为国家实力的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它是国家竞争的最后战役”。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历史上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不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而是同时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力量要素和精神产品，这些软力量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11]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警惕文化扩张所导致的文化霸权。国家文化战略的文化扩张的保守形式就是文化主权，激进倾向就是文化霸权。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认为，美国通过电影、电视、流行音乐和连锁快餐等四大文化传播形式，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流行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形塑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12]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希望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通过“文化同步化”的文化帝国主义形式主导世界事务，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发展过程。^[13]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的划分不再按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异同，而是根据文化和文明的背景。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等文化实体。文化方面的差异将成为人类分歧和冲突的主要因素，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围绕着不同文明的文化差异而爆发，文明之间的差异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14](www.daowen.com)

文化软实力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安全的风险防范和国家利益的主动维护。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防范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从而能够很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15]捍卫文化安全是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导致国家利益损害的反应策略。如果说捍卫文化安全是一种被动的国家文化战略，那么提升文化软实力就是一种主动的国家文化战略，两者都是为了强化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认同。当然，绝不能以反对文化普遍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名义来搞极端文化安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对文化全球化的反抗和文化多样性的捍卫。对于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文化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实践界都一直存在争议。全球化虽然侧重于资金、商品、劳动力、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却也影响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费孝通反对“文化全球化”，认为“当前所说的全球化，指的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人类社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生活习俗方面是多元的。”^[16]于沛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存在的前提，“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维意识、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都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标志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17]郭建宁认为，社会发展的系统化、经济运行的市场化、通讯与传媒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文化的商业化，使文化全球化具有可能性，“不仅经济全球化蕴涵着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有文化含量，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也会加速”。^[18]文化全球化的目标不是为了文化同质化或文化一体化，而是要维护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动力。国家化的政策保护、本土化的自我意识和个体化的自由选择成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反抗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力量。^[19]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体现了126个签约国（中国也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致信念，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法理基础和政策依据。

总之，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又需要创造时代先进文化，还需要借鉴外来文化；既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还需要依靠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为文化建设提供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供给侧生产机制和消费侧分配机制。其中，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