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与能力之间还有可能是一种正交关系（Kervyn等，2010），即表现高能力或低能力的知觉对象都可能是高热情或低热情的。Fiske团队关于刻板印象以及群际关系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可以被纳入不同的热情—能力组合中，从而形成四种不同的评价类型（如表4－1）（Fiske等，2007；Fiske等，2002）。管健和程婕婷（2011）让中国大学生被试对32个典型的大陆群体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这些群体也可以被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与此类似的Wojciszke（1994）的道德和能力两维度的目标导向理论也认为这两维度之间是正交关系，即一个“成功者”既可能是善良的，也可能是罪恶的，而一个“失败者”同样既可能是善良的，同样可能是罪恶的。

表4－1　热情与能力组合的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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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粗略地将典型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热情与能力是一种正交关系。但是这四种评价类型的群体并非均等分布，混合评价假设提出的“大部分目标群体留下的印象是混合的”这一观点得到不同实证研究的证实，两维度更多地表现为高热情／低能力和高能力／低热情的负向关系组合。如美国大学生对本地若干群体的刻板印象大多属于“嫌弃类”或“嫉妒类”，东亚被试对本地59%的群体的刻板印象是混合的，而中国大学生对32个典型群体中的22个群体的刻板印象是混合的（Fiske等，2002；管健、程婕婷，2011；佐斌、张阳阳、赵菊、王娟，2006）。这说明热情与能力的正交关系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偏向性。

综合来看，热情与能力的关系也许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或负向关系，大量的研究也表明，这两种关系都是存在的，因此，热情与能力的正交关系也许更具有说服力。但这种正交关系却表现出一定的偏向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负向关系，其原因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所以，与其追问热情与能力到底是何种关系，不如探讨出现各类关系的条件，例如在比较两个目标时会出现补偿效应，在评价单一目标时既可能出现晕轮效应，也可能出现影射效应等。只有通过探讨各类关系的存在条件，明确其适用范围，才能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