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sch最初的印象形成研究，到人际知觉，再到刻板印象、性别角色、权力与群际关系以及具身认知等领域，无不存在社会认知内容“大二”模型的身影。正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之上，“大二”模型从提出之初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逐步认可，其正式提出不过近十年，但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认知的各个领域。Abele和Wojciszke（2013）对两维度的研究总结时曾说：“‘大二’模型是社会认知研究中一个欣欣向荣的领域。”当然，“大二”模型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和解决，特别是对与欧美个体主义文化不同的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学者来讲，任重而道远。

中国学者一直关注着“大二”模型的发展，但主要集中在刻板印象领域。佐斌、张阳阳、赵菊和王娟（2006）最早介绍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管健（2009）对SCM模型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发现两维度模型对中国大陆群体也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程婕婷、管健、汪新建，2012；管健、程婕婷，2011）。部分研究者对两维度的晕轮效应、补偿效应和热情优先效应等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代涛涛等，2014；张庆、王美芳，2011）。另外，Bi、Ybarra和Zhao（2013）的调查研究发现即便是在中国强调人际关系和亲和性的环境下，在评价自我时仍然更加注重能力维度，得出了与其他文化环境中一致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关于社会认知内容“大二”模型的研究仍处于理论探索和模型检验阶段，还需大量的创新的开拓性的研究。

“大二”模型的文化普适性、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权重和偏好问题仍然是当前及今后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就模型的普适性而言，研究者对其内涵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命名上存在文化和地区差异，应当根据本土实际加以确定。中国学者一直沿用Fiske提出的热情和能力命名，但事实上，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在对人评价时未必只是这两个维度的命名和内容。在中国，对人的最高评价可谓“圣贤”，至圣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至贤则“足法于天下”，实际上是道德和才能两个方面。再如，中国人夸人“德高望重”，选拔人才时强调“德才兼备”，自谦时说“何德何能”，骂人则是“缺德”、“无耻”、“无能”，实际上都是反映道德和才能两维度。因此，中国的“大二”模型必须建立在本土文化的实际上，采用更加合理的维度划分标准和命名。就维度间的关系问题而言，需要进一步探索二者相互影响的内部机制，明确其关系走向的边界条件，整合各类影响其关系的因素，构建出两维度的关系模型。就两维度的权重和偏好问题而言，可以整合当前研究的新发现和现有模型（如双视角模型），对已有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同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检验，将情境变量也纳入研究中，考察情境对热情偏好的调节作用。

与此同时，还要开拓“大二”模型的具身研究。具身社会认知（embodiment in social cognition）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因此“大二”模型理所当然地渗透到具身认知领域。在“大二”模型专题讨论后刊登在Social Psychology上的12篇文章中就有3篇是关于具身认知研究的（Abele、Wojciszke，2013），两维度的具身研究可能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热情和能力（如权力）的具身性都已经存在大量研究，但只有少数研究者同时采用两维度进行研究（Freddi、Tessier、Lacrampe和Dru，2013）。热情和能力来源于不同的身体线索，可以通过探讨不同的身体状态和运动对两维度的影响来加深对“大二”模型的认识。

【注释】
(www.daowen.com)

[1]虽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两种命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两种命名在本质内涵上是一致的，在对两维度进行解释时，彼此往往是互通的。其中热情与亲和性内涵一致，能力与能动性通用。

[2]两维度的关系问题较为复杂，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分别支持两维度的正向关系、负向关系和正交关系的研究证据，后文将专门阐述两维度的关系问题。此处的意思是在划分热情和能力两维度时，往往暗含着这两维度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应该正交关系，但两维度的组合又往往得到混合的结果，两维度可能是偏负向关系的。但是划分亲和性和能动性时，往往暗含着这两个维度是冲突的，由此才出现负向关系。

[3]对道德的理解存在较大的中西文化差异。在社会认知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提出的道德往往是指公正、讲原则、为人正直、诚实可信等道德准则，与中国人眼中的道德并不完全相同。

[4]两维度的权重和偏好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对两维度信息的加工的优先顺序，二是在做出评价时赋予两维度的权重的差异。此处更偏重两维度的权重的差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