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　知觉者的认知结构与加工深度

对于刻板印象的形成，知觉者的认知起着影响作用。温芳芳和佐斌（2008）采用职业刻版印象的材料及新旧照片来测量48名大学生，探讨了暴露的熟悉性对刻板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目标人物信息的重复暴露会减少个性化并增加刻板化，并且先前暴露对正负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产生了一致的效应。

另外，知觉者对知觉对象的认知加工程度越深，就越可能改变刻板印象的自动联想过程。Rudman和Ashmore（2001）设计了一个准实验也发现，参加偏见与冲突研讨的学生明显减少了他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这种过程是通过改变认知和情感过程而获得的。Dunn和Spllman（2002）认为通过排练替代方面的认同也可以用来抑制刻板印象。Cana和Sanver（2009）在归属假设之下，提出了一种解释刻板印象形成的聚类模型（aggregation model）。在非常温和的条件下，一个观察者可以被认为是用自己一系列主观想法去感知一个群体关于其子群体的代表性，与此同时他极有可能会对子群体产生偏见。类似的，Pelley（2010）等人的研究发现，态度偏见和刻板印象形成可能是因为人们学习了某个不同点而产生的差异性结果，学习某种单一的不同点导致人们对社会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行为或心理上的预期。该研究结果意味着，知觉者对知觉对象多角度的学习与认识，可以减少偏见与刻板印象的形成。

1.3.1.2　知觉者对对象的评价

知觉者对知觉对象的评价，也对刻板印象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Fiske等人在1999年提出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简称SCM）。SCM模型认为，刻板印象的内容是在能力（competence）和热情（warmth）两个维度上的评价组合。通过实验研究，Fiske等人认为，对群体的偏见取决于开始评价这个群体是热情还是有能力的，高社会地位群体被刻板为具有高能力，竞争性群体被刻板为缺乏热情。

1.3.1.3　知觉者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是一种人类反观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觉察自己的存在、特征和过程的能力。诸多研究已经发现，这种自我意识（主要包括自我概念与自尊感）对于知觉者对知觉对象的刻板印象有显著影响。Sinclair和Ziva（1999）的研究表明个体自我保护的动机会抑制与刻板印象冲突的信息。Bry、Follenfan和Meyer（2008）研究了当自我构建在智力表现上缓解前设刻板印象的作用，结果表明，自我激活既能缓解同化作用，也能缓解异化作用。可见，个体为维持自我概念会影响其刻板印象的形成。

这种影响也同样发生在个体自尊感受到威胁的时候。Fein和Spencer（1997）研究发现在人际过程中，当感到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时，人们会通过寻求对别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来补偿这种受挫感，以促使自我感觉良好。Spencer（1998）研究了种族刻板印象的问题，发现当研究被试获得积极评价时，未发现对亚洲人或美国黑人的自动刻板印象的证据，而那些受到负面评价的被试则表现出强烈的自动刻板印象。Burkley和Blanton（2008）的研究发现当个体自尊受到威胁时，个体会接受自己所在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作为自我保护策略，也即是牺牲群体拯救自己。

1.3.1.4　知觉者的动机和情感

Moskowiz等（1999）发现具有长期公正目标的人比不具有此心态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自动刻板印象，其部分原因就在于，虽然具有长期动机的人与没有长期动机的人拥有同等的关于刻板印象的外显知识，但他们秉持的这种心态会促使他们抑制这种自动刻板印象。Sechrist和Stangor（2001）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实验者先让被试了解到其同辈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种族刻板印象，然后让被试完成系列启动任务。结果发现，那些认为自己不同于同辈人的被试，相比那些认同同辈人观念的被试，其种族自动刻板印象的水平显著较低。这说明了当事者的社会动机也会影响其自动刻板印象。那些社会学家Uhlmann等人（2010）的研究却令人遗憾地指出，对于少数民族的偏见所基于的刻板印象，其背后的动机常常是非理性的，往往是在自尊感受到威胁的时候来贬低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没有什么理性思考的参与。(www.daowen.com)

另外，情感因素也被发现对刻板印象的激活产生影响。Jeffrey等人（2010）设计了四个实验研究了情感因素与刻板印象的激活之间的关系，发现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受到与刻板印象相关的观念和反应倾向可得性的调节作用。当削弱刻板印象的观念与反应倾向可得时，积极情感比起消极情感更容易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但是当观念与反应倾向不可得（大多情况是如此）时，积极情感反而比消极情感更容易激活刻板印象。

1.3.1.5　知觉者的调节意识

对于当事者是否可以有意识地抑制刻板印象的形成这个问题，国内外也涌现了大量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Logan（1989）就指出：“自动的反应可以通过注意和意图而调整，它们能被抑制和压抑，它们能被条理化和计划。”Fiske（1989）则认为可以通过有意识地训练社会判断这种行为，来抑制刻板印象的不良影响。Bargh（1994）也发现偏见程度低的人完全可以有意识地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Gonwitzer和Schaal（1998）的研究发现引导被试形成明确的实现意图可以减少被试在Stroop启动任务中的自动性别刻板印象。Kawakami等（2000）也论证了可以通过长期广泛的训练来缓和内隐刻板印象的形成，而且这种努力带来的效果有一定的稳定性，研究中这种抑制效应超过了24小时。

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者也就刻板印象的意识性调节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王沛、陈学锋（2003）以一年级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问题，其研究发现与刻板印象相反的个体化信息会削弱刻板印象，不过这种抑制程度是有限的，刻板印象效应仍然相当顽固，不容易受意识性的抑制。连淑芳（2004）研究了职业与性别的刻板印象，其以IAT纸笔测验为实验材料及测量工具，确实发现有了有意识的社会调节作用对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有显著影响。在另一个实验中，连淑芳（2006）又探讨了反刻板印象想象策略的干预效果。研究仍以大学生作被试来参加IAT测验，研究者设定了三种想象条件，其结果显示使用反刻板印象的想象策略的这组被试的干预效果明显，显著降低了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但研究同时发现，在无意识的水平上的刻板印象是想完全根除，采用这种策略是难以做到的。连淑芳、杨治良（2009）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采用观点采择的策略，即能有意识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明显减少。

1.3.1.6　知觉者的注意力

知觉者的注意力在刻板印象形成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Daniel和Gregory（1991）研究了认知负荷对刻板印象激活和应用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负荷小（notbusy）的被试产生了刻板印象，而认知负荷大（cognitive busyness）的被试抑制了对亚裔的刻板印象，但当刻板印象的激活允许发生时，认知负荷大的被试更可能应用被激活的刻板印象。Macrae等人（1997）的研究中发现当集中注意力于耙子时，没有检测到性别的刻板印象。Fiske（1993）关于权力的研究表明，高权力的个体易对低权力的个体形成刻板印象，而低权力的个体不易对高权力的个体形成刻板印象，这种现象是以注意力作为中介产生的。因为低权力者关注高权力者，以便控制他们的行为结果，这种关注使得刻板印象不易产生。而高权力者不必根据他人而控制自己的行为结果，也就不必注意低权力者。再则高权力者的注意力更易超载，所以高权力者如果想有较高的控制需要，就不会关注低权力者。这些都导致高权力者易对低权力者形成刻板印象。Jeffrey（2009）等人的研究证明了类别学习的注意理论（attention theory of category learning）。根据该模型，相较少数群体，我们更早地学会多数群体的特征，也就是说与少数群体相联系的类别特征是最能使其与多数群体区分开来的特征，这个过程是以注意转换为机制的，这种强调区别的注意使得对少数群体的刻板印象更加增强。

1.3.1.7　知觉者的年龄因素

前面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知觉者的心理因素（包括认知的、情感的和动机的）对刻板印象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而现在的研究还涉及年龄这种生理因素的影响。William、Lisa和Molly（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信息抑制功能下降，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依赖于刻板印象进行认知，因而也比年轻人更容易产生偏见。Gabriel等人（2009）探讨了年龄因素在阅读记叙文时使用刻板性的推断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年轻人，老年人在进行阅读时更倾向于使用和保持刻板性的推断。但Gabriel、Nicholas和William（2009）的另一个研究却指出，虽然老年人确实比年轻人更容易受到非其所愿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但如果在他们进行认知加工时提供一些与刻板印象的内容明显相矛盾的信息，他们也能避免偏见的产生，而给予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