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记住如下四个划时代的年代：

（甲）18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崛起的“划时代”

通常把西方开始兴起的时间算作1500年，但相对于中国来说，它很迟才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的。以至于二百五十年后（欧洲启蒙运动），西方因其系统地引进中国的思想与制度，才算有了文明。

在1750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里，西方全靠中国的科技发明，占美洲、灭土著、贩黑奴和吞印度等，恶贯满盈，而使几大洲的财源资源倾注于欧洲。尽管如此，西方仍与中国相差甚远。——这时西方的各项经济产量都低于中国（约在1800年，欧洲的钢铁总量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虽然头几代西方殖民者已把大半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他们还远不是中国的对手。罗普和巴雷特两位教授写道：对于16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是辽阔的、坚韧的和秩序井然的；他们从未停止惊奇：如此广袤的国度和产品的多样性！所以，极少西方人响应西班牙殖民者的狂妄吹嘘——只需数百人的精锐武装就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就像他们摧毁美洲那样）。参观者所看到的是，中国的城市有坚固的围墙，防守严密；中国的军队是庞大的，战船众多，装备精良。他们还看到了中国政府强有力地靖乱，管辖巨大的人口，安排经济生活和有效反击祸害臣民的外患。^[59]

有一个插曲：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海盗皮雷斯（Tome Pires）企图以控制马六甲来降伏中国（如同当今美国的离岸封锁），结果发现是以卵投石、螳臂当车——差得太远了！

伊恩·莫里斯教授写道：皮雷斯……尝到了苦头，知道即使他们有枪支在手，面对着这个真正的世界中心，欧洲人还是无能为力的；尽管欧洲人摧毁了阿兹特克人，用武力打进了东方市场……东方文明和发展仍然凌驾于西方……焚毁特诺奇蒂特兰（文明）所引起的变化效应，还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60]

从焚烧特诺奇蒂特兰城到焚烧圆明园，时隔三百多年！

中国对西方的近代化的贡献，在1750年前主要是物质文化（技术与商贸），而在其后则主要是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中国的物质文化奠基了西方的科学—工业革命，也为它带来了可供平衡与牺牲的全球性生态；中国的非物质文化奠基了西方的非宗教的俗世文明，也为它带来了经济学和自由经济以及全球贸易体系。^[61]

（乙）19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超过中国的划时代（这并非发生于明朝）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都高于西方各国。如果仅是和平竞争，中国不会落伍，因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易经》曰：唯变所适，与时偕行）。——中华民族总是共赢于和平竞争，但也总是非和平竞争的直接或间接赢家，她是迂回性地和缓慢性地战胜致命挑战！时间是在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民族这一边。所以罗素说，她是世界上最耐心的民族。^[62]

抱着传统的“天下太平”教条的清朝统治层，对泰西之东侵缺乏认知——他们不知道它是基于中国科技发明的“暴力再生产”，因而与往古“胡骑”不能同日而语，不能等量齐观。简森和欣瓦尔两位教授说：当炮舰政策与前现代亚洲相遇时，中国人把西方理解为蛮族……而此时的欧洲列强已经采用了全部的中国的发明与发现，并且对它们进行了伟大创新，尽管这些基础技术曾使中国领先世界一两千年。^[63]

然而在清朝，中国不堪于屡遭战祸与勒索——“历史巨人”终于摔倒了。在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中国有两个基本的战略劣势：

一是地缘政治的劣势：在1500—2000年的技术条件下，中国的海洋易被扼制，而且大陆的防卫性远逊于海洋的进攻性。

一是有组织的暴力的劣势：转型之前的中国体制是不扰民、软实力的“太平模式”（中国传统政治是以德礼为主、以政刑为辅），缺乏组织力与动员力；勉强治水防夷，但不胜任于大型战争，尤不适合于现代战争。近百年，大陆国家的避免亡国灭种的“转型”，对其自身也是致命的，所以清朝难以起步。

很多人都会错误地认为，清朝败于列强是因为制度落后。殊不知，西方的有组织的暴力——极具组织力与动员力的国家体制，是等同于和模仿于中国先秦的战国七雄。^[64]清朝和民国所要做的，就是“退回到两千多年前”（斯宾格勒称，战国—民族主义）^[65]！此乃孙中山所云“中国文化的战略退却”——从历史上的天下观及世界主义，退却到近现代的国家观及民族主义。这只是以退为进：为将来由中国主导实现“世界大同”做准备。^[66]

罗素指出，中国为了幸存于列强，不得不降低自己的文明层次，来“向西方学恶”，选择军备型与排他性的民族国家，伤害自然环境的工业化的“进化体制”；^[67]并且争取跻身列强，彼此进行殊死竞争，共同摧毁生命家园。^[68]

罗素还说：中国传统体制仅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它不胜任于抵抗好战的民族（欧美俄日等）。如果整个世界都像中国，整个世界都会是幸福的。（If the whole world were like China，the whole world could be happy.）但是，鉴于别的国家（西洋与东洋）都很好战和精力充沛……如果她将要保持其民族独立，中国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复制我们（西方）的恶（vice）。然而，让我们（西方人）不要自我陶醉地认为，如此模仿便是进步。^[69]

清朝功不可没，其意义尤为深远。否则的话，美洲的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列强一定会在打世界大战之前灭绝黄种人的！也正因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清朝有效地缓冲了西方的凶猛势头，西方才会不同程度地利用中国周边国族（包括日本和印度），从而放弃对东方进行种族灭绝。再者，如果不是清朝从“陆疆”（陆权—地缘政治）的方面，在政治之“大一统”上和在文化之“同心圆”上，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么，中华民族不可能幸存于近百年（列强与霸权）的：首先，版图分裂远不止外蒙与台湾，而是占国土大半的边疆，此与中原汉地乃生命攸关；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不可能依靠大纵深的西部，无后顾之忧地抵抗强寇，坚持到“战胜国”之时；最后，若非清朝前期的文治武功及其营造地缘政治，当今中国也不可能是从“世界屋脊”到太平洋，高屋建瓴、龙盘虎踞般地伸张海权，势不可挡的。

（丙）20世纪50年代，应该是西方衰落的划时代

西方的崛起和宰制世界主要是依靠海权及海洋霸权，对大陆进行有效扼制的。而朝鲜战争则是对美国的海洋霸权（取代列强且整合之）进行有效扼制。美国是从相对安全的大洋彼岸来宰制全球的，主要是宰制“旧大陆”（麦金德称为“世界岛”）。朝鲜战争在这方面等于是对美国画地为牢——它永被边缘化于亚太的海洋一面，而不能向东亚大陆越雷池一步。麦金德预测，海洋霸权将会受到新兴的陆权的致命挑战。朝鲜战争不仅是海权、陆权逆转的前奏，而且决定了越南战争的美国必败。后者是因为美国不敢把战争扩及印度支那的后方（美国唯恐触及“中国红线”），从而无法切断越南抵抗力量的战略补给（越共的战争资源与潜力源源不绝）。美国在此局部，与其说是和越南打仗，不如说是和半个“有组织”的亚欧大陆打仗，它怎么能不输呢？

“神武如斯旷代无。”从长远的观点看，朝鲜战争犹如是对美国的海洋霸权预判死刑。概括朝鲜战争的深远影响如下：

第一，冷战赢家。朝鲜战争使中国从“冷战走卒”升为要角，从而具有自由结盟或变换阵营的价值与可能性，亦形成平衡两霸、鼎立三分的潜势。中国站到哪边，哪边就会得胜。最后，苏联两面受敌，使越战撤军的美国反败为胜，而实际上则是中国崛起抵消单级霸权。(www.daowen.com)

第二，平衡杠杆。自从朝鲜战争，中国在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平衡作用：她总是站在最危险一方的对立面，从而防止战争毁灭；这也使其自身获得两霸的轮流扶植，奠基工业与国防（原子弹）。由此，中国能够促进核武的恐怖平衡，而致“冷战善终”，实际上是中俄换位。

第三，霸图梗死。美国宰制世界，须阻遏大国崛起。其战略是北约与亚太合围，令其对手重蹈两次大战的德国两面受敌之覆辙。但朝鲜战争予以永久否定——美国军事无法深入大陆。中俄两国具有岿然之地利，除非它们内讧；但那也是“角色互换”，美国虽胜犹败。

第四，海权丧钟。朝鲜战争使海洋霸权被边缘化于亚太海洋，而不能向着大陆越雷池一步。鸦片战争以来的炮舰政策基本失灵。麦金德称，大陆一旦能够做到有效自卫和机动联通，则扼制它的海权就会被淘汰。基于同样的趋势，美国在朝鲜战争后所打造的“岛链”，也将形同虚设。

第五，亚太纪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加紧营造东亚边缘的地缘政治，注入西方优越性，成就了日本与四小龙。再因朝鲜战争使美国无法战胜共产主义，它只好伺机与中国结盟，而让她参与全球循环（市场、投资、技术等）。于是，曾是全球历史的发展主轴的东亚，而今生龙活虎般地绽放潜力。由此，世界经济与发展的重心（中心）即将完成这样的“地理循环”：欧美—北美→亚太—东亚。

（丁）21世纪50年代，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划时代

如果中国有能力防止或制止新的世界大战，如果全球工业化还不至于破坏生物圈（生命星球）。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在话下，因而到2050年中国将会是集其历史盛世之大成。列举三点如下：

第一，在国际政治上再现唐朝，而超越之。由于以中国为主轴的“海陆有机、丝路经纬、洲洋整合、共赢互惠”的顺利展开，那擅长从外围扼制和打劫（世界岛）的海洋霸权，早已因其无机可乘，而被自然淘汰了。中华重新成为天下太平的中坚，汉语和人民币分别取代英语和美元的主导地位。贯百世、通四方的汉语，被17世纪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培根——称为建立世界通用语言的模范。^[70]

唐朝作为文明中心是近悦远来、万邦向化。西方学者写道：这个地理上的东亚文化圈或称“中国天下”（the Sinic World）是怎样与广大世界交融的呢？……唐朝这样的世界主义和对外开放，在7—8世纪，乃至9世纪，无数的外国人从中华文化圈内外，从西方、从中亚，来中国做贸易、皈依宗教、留学和定居。朝鲜和日本甚至学习和移植中国的文官制度。无数的宗教派系在此繁荣，从祆教、景教，到多种佛教，却没有出现像西方世界那样在教皇或新教下的反异端的宗教战争……外来宗教也未曾挑战政治。^[71]

第二，在思想文化上再现宋朝而超越之。“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百废俱兴、万丈光芒，诸如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均调、四书五常、六艺群经等都成了“显学”。于是，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知识爆炸与信息爆炸统统都被纳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轨道。近世以来，西学源于中国，却是失去了“道德指南”，^[72]所以牺牲生态环境与社会和谐。从今往后，必须使它回到“道器、体用”的智慧中来。至于中国的民主化，它将会随着陆海有机淘汰海洋霸权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多元一统（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宏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

陈寅恪论中国文化至宋朝达到巅峰，虽衰必复，必将同化西方文化。他写道：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一棵）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73]

第三，在“大一统、同心圆”上再现清朝而超越之。主要本着合理回归、自愿加入的原则来光复旧物（版图）。不再有那些认贼为父、为虎作伥的恶邻。源于儒家式的欧美与中国的文官制度，被普世性地落实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书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中国衰则先畔，圣人起则后服。

关于历史与未来的中国的和平使命，汤因比说：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佛教……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这正是与从匈奴到满族这些北方民族几次征服整个中国或一部分中国，而最后被中国化了的原理是一样的……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罗素认为，中西之争是善恶之争，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他在1921年说：“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引者按：指列强与霸权），可能会……在今后的百年内相互毁灭（按：罗素提前20年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把世界这个舞台留给那些……坚持和平主义而得以生存的民族。假如中国能够免于被驱使进入战争（按：中国未能幸免于二战，但愿能幸免于三战），那么，她的压迫者最终会把自己拖垮（按：就像目前在南海一样，拖垮穷兵黩武的霸主），从而让中国人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以取代全部白人国家所热爱的战争、掠夺和破坏。这对中国人来讲也许是一个微弱的希望……

“中国人发现了，并且已经实践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的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我们的）导致破坏的效率则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74]

回到当下。自2000年以来，全球性的地缘政治（海权、陆权）的战略优势开始丕变。由于“旧大陆”——特别是欧亚大陆的东部——愈益具有机动、便捷和联通的能力，以及国防自卫与投射能力，因而西方霸主不得不从中国近海“退避三舍”，其岛链、基地和盟国都已是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世界的经济发展的重心（中心）也在向这里转移（最大的洲陆与海洋衔接，以及最大比重的世界人口）。随着中国的充分崛起，其势力对海洋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以致形成压倒性的陆海有机的引力场，托起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样一来，海洋霸权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西方的各种优越性也都随之丧失；世界将回到西方兴起以前的格局——中华是主流或主轴，通过丝路辐射与辐辏！

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西方兴起之前的中国：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75]

原先，西方在一穷二白、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搭上中华文明的顺风车，花了三百五十年（1500—1850年）赶超了中国。而后，中国则在承受列强与霸权的致命压迫的情况下，赶超西方只花了不到七十年；如果从1978年算起，则是不到四十年（1980年《河殇》还说中国在世界上是垫底）。

这不只是“五百年之轮回”，而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来，中国几乎都是在地缘政治的逆境中（主要是由于地形和生态倾势，农耕文明面对其外界的暴力，犹如羊入虎口），延绵起伏、愈益博大。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却导致、招致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倘若不是中国的科技发明和传播及其启动世界，那么，各地——尤其是漠北与西欧——的人类矛盾与冲突都是原始性、地方性的（汤因比说，若非文明中心的技术扩散，则无“大型的征服战争”）。所以，中国自身不得不承受和消弭之——她已经同化了草原暴力，近百年来一直在全力应对海洋暴力。极可喜的是，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首次转到了中国。因而在此方面，中国之化解忧患，往古是逆水行舟、逆流而上，而从今往后则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历史中国是依靠“道的智慧”逢凶化吉，我们今天亟须恢复和发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