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西方主宰世界快到了终点。往后何去何从？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是人类继续处于“科学的创世纪”？但这难免不是进入“末日审判”！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它是指：人为导致“地球劫坏”——生物圈坏死，就像美国学者克尔伯特所著《第六次大灭绝：不自然的历史》一书所阐明的那样。^[43]

一是“转到了”中国——“大道回归”？甚至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汤因比希望出现一位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且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王者”，其原型是中国历史上的刘邦——他开辟了相对的“可大可久”的和平：人神共愤于地域对抗，人同此心于天下主义！

汤因比说：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44]

伊恩·莫里斯教授提出“西方还能主宰多久？”^[45]再次给西方文明敲了丧钟。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斯宾格勒就以“西方的没落”为书名。那时，幸亏美国在“新大陆”崛起、并且拯救西方，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前后，资本主义陷于总危机，蹈入战争的恶性循环。美国一方面通过“德黑兰—雅尔塔之秘密外交”，设法使欧亚大陆的东部承受极大的西方忧患，一方面通过深掘生物圈、来掀起消费革命，从而使世界市场从原先的平面的广度扩张，变为纵向的立体扩张。这就使西方得以“延年益寿”。(www.daowen.com)

关于西方人从自信其文明之永世长存到急转直下，汤因比于1974年写道：

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如此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46]

为什么西方的“好景不长”预兆于1974年？那是因为：美国从越南撤军，而令西方的冷战阵营一蹶不振。是中越战争（1979年）使之扭转乾坤，并置“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于两面受敌，让其不堪负重于军备、经济和“输出革命”，因而美国才有可能乘虚而入、“不战而胜”的。作为“回报”，西方对中国“门户开放”（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由此，中国启动面向世界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化。

早在20世纪前期，美国哲学家杜威预言：文明中心原是由中国传给欧洲，再传至美国，然后是完成“绕地球一周”而物归原主。^[47]罗素也说，美国还将宰世一两个世纪，再就轮到了中国。^[48]

罗素和汤因比皆感叹：若非中国文化复兴与引导世界，则“人类将比预想的更快消亡”。^[49]罗素还有两句“悲观论调”，即：“只有中国才能带来普世和平与幸福，但这是个微弱的希望”；^[50]“人类宁愿死去也不愿思考。”^[51]这后一句话似乎印证于几位科学家，诸如霍金、马丁·里斯（Sir Martin Rees）和法兰克·芬纳（Frank Fenner）。他们达成共识：由人性的劣根性所推动的科学过分发展，必将毁坏生物圈——生命栖息地，但他们没有思考求救于中国文化（霍金宁愿放弃地球，而让人类移居太空）。甚至在三百多年前，牛顿一方面又“着迷于中国历史（编年）及其与《圣经》的相关性”^[52]（“圣经编年”及其相关的世界历史，基本上是西方的神职学者参照中国历史而设计出来的），一方面根据那些编年（加上他的天文学知识）推算出“世界末日”是在2060年。^[53]然而，“牛顿关注中国编年史，却没有进一步‘思考’”（Newton did not go as far as taking Chinese chronology into account.）^[54]——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文明能否同化西方文化——耗丧生态、人类自毁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