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西方千载难逢地遇到“天时地利”——赶上了中国文化与科技通过“战争与和平”的泛世界的传播，赶上了中国人的地理发现、全球联通，而中国本身却受制于地理瓶颈。欧洲的海洋地缘也被提升了起来，从以往的画地为牢变成了全球形胜（西洋成为连通和掠夺世界的地理捷径）。

西方学者说：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36]

向大西洋延伸（不列颠）这个4000多年……的地理劣势，从17世纪起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优势。

曾经使大不列颠落后的地缘位置，如今却带给这个岛国以财富和强盛的国力……它拥有能横渡大洋的船只和射杀大洋彼岸人们的大炮。

英格兰到美洲……距离仅是中国到加州距离的一半。几千年来，由于缺乏渡洋的船只，这个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公元1600年前，这一下子就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优势。^[37]

于是，在1492年后不久，西方开始兴起，走向极盛——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使那源于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这是人类史上破天荒的，也是对星球家园的致命冲击。(www.daowen.com)

西方学者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但在西方……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38]

为了眼前的方便，我们劫掠了将来……由于哥伦布的“成功”，我们这个星球上总的生命（物种）已经减少了许多，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困穷。^[39]

西方踩着历史巨人的肩膀而横空出世、翻天覆地。在这过程中，它取代了中国的“天下中心”，^[40]却在最大范围内重演“诸夏战国”；^[41]与此同时，西方摧残中华文明——“弑母”（弑杀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其高峰期是西方中心论、列强的侵华战争和中国国内的西化狂潮之三管齐下。中华民族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在备受内忧外患的同时被妖魔化，衬托着西方优越性。

然而，很快就出现了“否定之否定”：西方自身的批判、反叛都始终存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思想界常有异样火花，那就是：著名学者诸如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罗素和汤因比等，把传统东方视为正面价值来批判西方。到20世纪最后的十余年，一大批反西方中心论的学者脱颖而出、蔚然成风，其中为中华文明讨公道的不乏其人。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的主轴和近代西方的主要源流。

历史人类学家查尔斯·奥泽介绍：历史学家们批评西方优越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所揭示的历史，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最强烈、最协同的致力于破除荒谬绝伦的西方中心论的是来自西方的汉学家；他们所研究的全球历史表明，许多先前归因于“欧洲的文化特质”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亚洲——主要是中国——“古已有之”。像弗兰克已经注意到，“整个的（古今）世界经济的体系简直就是中国中心（The entire world economic order was—literally—Sinocentric.）”^[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