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是停滞的和封闭的，生活状况是原始的（Conditions of life were primitive）。^[34]——汉默顿爵士（1871—1949年）

近代以前的西方，从上古到中古，都是原始性的部落社会，不用文字，没有文明。中世纪欧洲是个原始性的“马尔萨斯陷阱”或“霍布斯邦”——前期宗教蛰眠，后期祸乱连年；神权禁锢似能遏止无穷杀戮，却也长期窒息了人欲、人智、人为，从而窒息了现世的一切。

然而，诸多的中国技术的西传，造成了宗教失控，导致人神火拼与族群吞噬，而令欧洲社会趋于消亡。那是因为：由于西方没有化解“双刃剑”的智慧（“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它既不能创造科技，也不能承受科技。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中国西传的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让西方能够从事海洋扩张和美洲殖民，从而转嫁危机，否极泰来。

进而言之，中国的发明与传播及其所造成的地理大发现，使西方幸遇天时地利——在中国传统科技西传的情况下，较之亚太海洋，西洋尤能成为连通彼岸大陆及世界地理的捷径。有了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西方便可以尽情开发、无情滥用人的智能生物这一面（人智人为），从而把源于中国的物质—科技文明进行爆炸性的发展，这就是西方兴盛的奥秘。(www.daowen.com)

西方的“智慧”不外乎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其特点是：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耗丧，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奇迹”；若无“海外生态”，或者达到极限，则是趋于毁灭：之前是欧洲自体趋于消亡，之后是人类整体趋于毁灭。西方的兴起与拯救都是依赖中华文明，鉴于此，近现代西方只是中国的阴阳周期律的短暂而危险的“阳亢”。

近代以前，科学或科技不能自我产生，动辄自毁家园、自掘坟墓，它只能产生于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下。大卫·戴明教授在其所著《世界科技史》书中写道：“比较中国与欧洲的科技史，说明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由此，中国人是创造性的（The Chinese were creative），他们发明了无数的技术。”^[35]

欧美文明及其一切“独特价值”，诸如科学、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等，都不是西方自生自产（西方的历史与传统皆为杜撰），而是“西学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