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学者认为“15世纪至今，‘中国天下’依然持续存在”（The ex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a Sinic world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oday）。^[25]——沃勒斯坦教授

我们也可以从“智慧”层面上说明之：现代思维与学术（“西学”或“显学”），包括科学、逻辑和数学，以及科技百科、社科和西方哲学等，凡此，都不是智慧，而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能、人智）。其特点都是双刃剑，极具负面性。它们只在近现代是单刀直入、大显身手、发挥神效、势位至尊，因为有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然而，近代以前，除了中华文明能对其开物成务、人文化成之外，它们几乎都被视为人的“固有愚蠢”（如《圣经》所言），必须被万古封存。如果崇尚这些，那无异于民族自杀，或者说战争毁灭。从今往后，除非中国文化对其进行有效驾驭，它们（西学）便愈益体现人的“死亡驱力”（如弗洛伊德所言），会导致万劫不复；若想免于人类自毁，则必克己复礼、返璞归真。

从长远来看，脱离传统智慧的现代知识（西学）本质上就是固有愚蠢、死亡驱力。——“弗洛伊德断言：我们的知识是增加人类屈辱的知识……最终是狂喜的‘死亡驱力’与人类自恋的延长毁灭（博弈）。”^[26]

从古代到近代，是华夏的“道的智慧”把上述带有双刃剑、负面性的知识系统开发出来造福人类的（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人文化成、正德惟和），使之已成规模，再被西方人拿去绽放，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所以，西学就是中学，只不过在近现代发生分裂，抛弃了“道”而已。今天的一切具有正面意义的那些东西，在近代以前的西方几乎为零。

换句话说，人作为智能生物，除了具有一般性的动物本能之外，还具有这样一个高级本能，即：通过学习和使用知识来改造自然的本能（智能或人智，本书称为第二本能）。但它对人来说，是双刃剑——既是生存与发展的利器，又是灾祸或毁灭的根由。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平衡与消耗，第二本能（智能、人智）就能带来多大的正能量；如果没有海外生态或已耗丧之，那就是梦幻泡影。在1492年之后，西方的正能量最大化，乃至出现“人间奇迹”。但在之前，一切为零，若非神权禁锢、窒息人智，则必自体毁灭。所不同的是，在近代以前，只有中国能够开发、利用第二本能（智能、人智或科技）。因为中国具有“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来处理双刃剑，化解负能量。所以，近现代的“全球天下”是中国打下来的，西方只不过依靠其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基础上扮演主角数百年而已。

“道的智慧”在今天不是显学，似乎很不重要，甚至被视为进步和发展的阻碍。但在往古和未来皆是必不可少的：1.如果未来没有“道”，那么，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达到生态或地球的极限的时候，必是人类自毁；反之，若是有“道”，则有可能转危为安。2.如果往古没有“道”，那就一无所有，等于处于原始或祸乱状态；反之，有了“道”，才有可能获得科技与发展。

近现代的“俗世”与“现世”、告别神权与王权、重视发明与发展的文明，是儒家的“人文民本、利用厚生”的全面展开，只不过一切都走到历史的反面而已。

诸位须知，发展与进步的活水源头在中不在西，让近现代西方分享而已。“科学发展观”是对古今中西的综合与创新，其源头是古代中国。(www.daowen.com)

科学史家克龙比说：进步的观念表达了人对时间与历史的态度，以及人对过去与将来的关系的态度……（往昔）此种思想仅在有历史观、有历史记录的社会中被发现。人们不能指望在过去诸社会中找到西方意义上的进步观念，或是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或是由于……（西方）缺少过去与将来的历史关联，而只是毫无时间概念的宗教神秘……据我所知，在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东方的中国是具有历史观的，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似乎则主要都是神话的。亦即，在那些可接受的知识仅是启示、而非争鸣与实证的地方，人们不能指望发现理性的进步观念。^[27]

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近代以前，中国之外的世界，或是没有历史与历史感，或是充斥神话或神秘。所以，唯有超越神话或神秘，而且具有历史与历史感的中国，才有进步和发展的观念。这段话还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考：古代的西方、埃及和巴比伦还能具有文明和历史吗？

近代西方摆脱神权禁锢，从而拥抱进步的理性，是中国启蒙的结果（欧洲启蒙运动）。艾恺教授说：“……中国是启蒙运动的主要灵感与源泉，的确，孔子被宣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守护神’（patron saint）。”^[28]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郑扬文写道：他们（耶稣会士）的著述启迪了欧洲思想家们，贡献于启蒙时代。“既然中国成为基督徒所推崇的典例和楷模，那么，（欧洲）国家还需要基督教吗？”中国还被看成是一个唯美的国度（按：罗素称：“传统中国是个艺术家的国度”^[29]），欧洲便模仿中国风（Chinoiserie）。从儒家思想到休闲文化，中国哲学启蒙西欧，深远地改变了欧洲的生活方式。^[30]

也就是说，现代人是生活于“中国天下”之中——中国打通了“全球天下”，她的成就奠基了物质—科技文明，奠基了非宗教的群体管理与自我理性。宗教是“外力拯救”，而与之相对的“天赋人权”则是源于儒家的自然主义，是它的“为仁由己、事在人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启迪了欧洲启蒙和天赋人权。^[31]“天赋人权的雏形主要是源于儒家，最终来到西方支撑其‘人的定义’。”^[32]

文明一元，一合一分；中西不二，正与反而已。近现代是历史的反面，是中华文明产生了欧美文明——产生了她须承受与消融的矛盾的对立面。中国与西方是辩证关系——相生相克、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