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须认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哲理，再用它来把握世界文明的运动规律与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人类史演进到近现代是个质变，之前恒为量变。人类学家古德曼（Jeffrey Goodman）说：“现代人代表了质变，而不再是自其祖先开始的量变了。”^[22]

就其本身的属性而言，今天的文明和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价值观”等，凡此，都是体现着这个质变的，因而都是近现代的现象。它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历史上不存在与之同构的文明或传统，如果有的话，那都是伪造的。

为何如是说？因为：近现代这种征服和改造自然的文明，是有条件、有代价的，那就是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过去和未来都是不具备此种条件，不能承担此种代价的。亦即，过去的各地族群均局限于相对封闭的乡土环境，未来的整个人类将受限于愈益饱和的地球环境，两者都不可能承受像今天这样的增长型的生产方式，都不可能支持像近现代这样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对立”的文明。后者源于和归于那与今相反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如果文明是终古长存和延绵不绝的话，那就应当如此。

倘若不是1492年开始海洋扩张和美洲殖民，从而疏解其内部矛盾。那么，囿于欧洲本土的西方人，则不仅无缘于文明与发展，而且只能是陷溺于他们的中世纪——族群对抗与吞噬、宗教禁锢与窒息，是原始性的“马尔萨斯陷阱”^[23]和趋于毁灭的“霍布斯邦”！^[24]再者，倘若不是中国文化与科技的传播和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出现自1492年开始的西方的海洋扩张与殖民，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近现代这种文明——以“全球性生态”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的“文明”。

所以，就我们这个文化纪元来说，世界文明的演进不是直线、线性，而是圆形、圆融，即：

Ⅰ.文明中心的地理转移：东→西→东。

Ⅱ.文明中心的承担主体：中→西→中。

Ⅲ.文明演进的变化规律：正→反→合（“正”与“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反”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对立）。(www.daowen.com)

Ⅳ.中国文化是文明主轴：显（显学）→隐（隐学）→显（显学）。

进一步阐述“古今之变”如下：

今天，人们通过科技与经济发展来赢得竞争，体现文明。但在近代以前则是迥然不同的。——古人若像今人一样做，那不仅得不到科学与文明，而且是径直地自取灭亡。为什么？

在近现代，全球地理畅通，自然对人类已是无险可守，而沦为征服对象；人则是心想事成、无事不能，人欲、人智、人为皆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大地母亲海涵人的善与恶，直到她丧失了厚德载物的能力为止。这都是近现代文明存在的前提条件。

而在近代以前，各地族群囿于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近现代是间接的，或者说是以空间换时间）。在往昔的此种情况下，如果要拥有科学与文明，那就必需一种文化或智慧来有效地维护全面的、无排他性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而且是动态平衡、中庸调节。只有这样，人们方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从而立于天地间，然后才谈得上发展与文明。如此文化或智慧就是“道”——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这在今天看似不需要，但在往古则是唯一的文明之道！

反之，近代以前，如果没有“道的智慧”，那就不可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立于天地间，而是依靠习俗禁忌或宗教禁锢来尽量窒息人欲、人智、人为，这只能是原始性的生生灭灭（中古与上古的西方皆如此）。

因此，硬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在历史上找出与近现代（西方）同构的文明与传统，那就是无中生有。欧美这种征服、改造自然的文明与文化，在近代以前是行不通的。欧美及现代文明只能是源于那“协和、合和”天人关系的文明与文化的，亦即是华夏的“顺天应人、利用厚生、开物成务、咸与维新”及其成就联通遍天下、奠基近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