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不能直接体现和主导近现代的世界，而让西方代为其劳、反客为主呢？这主要是由中国与西方的地理差异所决定的。

历史时期，即在10—15世纪之间，中国的相对快速的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地遭遇地理瓶颈，以致人口与生态的愈益紧张把文明推向了“危巅”——进步与危机齐头并进，而至传统文明的巅峰。

伊恩·莫里斯教授说：在公元700年前，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很可能人口已达百万，中国的文学也正处在鼎盛时期。木刻板印刷术使中国人印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购书时人们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10世纪的发明）来支付。公元1000年之前，文化蓬勃发展之外，经济也迅猛发展：公元11世纪中国每年生产的铁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整个欧洲的铁产量总和。为了生产出这样大量的铁，中国的铁匠几乎成片地砍伐森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比西方提前600年学会了用焦炭熔化铁矿石。^[17]

如此快速发展的生态后果极为严重，再加上引进的新物种所导致的人口爆炸。所以，近古中国忍受着高强度的“紧张内压”（生态压力）。要想缓解之，而且还能够在一个宽松广大的生态环境之中更快更大地发展（科学—工业革命），唯一出路就是从事海外扩张，主要是占领美洲，因为“旧大陆”已被中华文明（技术与文化）启动了起来，到处都是不同层次的“紧张内压”。尽管当时中国的技术与航海的水平都是最高的，然而，较之“西洋”，利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到达彼岸的距离比西洋远得多）。西方人苦于没有技术，只好等待。

在上述情况下，在近古中国，发展的正能量越来越被其负能量所抵消、所压倒，它转化为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中国技术和别的文明成分启动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暴力，例如蒙古征服。^[18]于是，文明的内在张力（包括科技和它的“爆炸性效应”）^[19]，通过战争与和平，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海洋性”较强的西欧），②也就是地球生物圈的“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20]

戴维斯教授说：“技术突破最终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一事实，不应该被夸大到中国与欧洲在技术变化的层次与速率上有何不同。”^[21]如此突破在西不在中，并非是科技本身的事（例如有些学者在逻辑里钻牛角尖），其基本的原因就是在地理环境上，西方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科技或科学属于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第二本能），仅仅是在1492年之后，由于人们——首先是凭借海洋地缘的西方人——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才能够大规模的开发之。而在往古，它只能是小规模地存在于中国的“道的智慧”（和谐文化、和合智慧）之下。

在1500—2000年间，西方（西欧和北美）的客观的地理与地缘比中国优越——西洋是联通和掠夺全球的捷径；于是，西方便从文明的边缘变为中心，中国因其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相对被动，反而不得不承受来自欧美俄日的致命忧患。正因为如此，中国在19—20世纪遭罹极大的劫祸。(www.daowen.com)

对于西方来说，1492年之前与之后是完全不同的。在之前，由于世界各地的族群皆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天人相与是直接的生命攸关。西方因其不具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全面和解的智慧，是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或进化、发明与发展的，也就不可能创造和拥有科学与文明。但在1492年之后，由于地理发现、世界联通和由于人们首次有机会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天时地利、得天独厚的西方因其没有“和谐传统”的制约，反而能够最大化地发展（智能生物层次的文明：物质—科技文明、竞争—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基于中华文明的成就的，而西方自己要做的则是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美其名曰“理性”）——绽放“原罪”，让它变成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愈益冲突中“创造奇迹”的动因！

如此“创造奇迹”只不过是中华文明的数千年的量变，在近现代西方所发生的质变而已。这个质变有两种意思：

第一，数量上的质变，即：在万事俱备、又得东风的情况下，发生了“物质爆炸”——西方在百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物质财富）超过之前的世界历史的总和！人们都会对此惊叹不已，却难免是管中窥豹，见风是雨（误认为西方有着呼唤生产力的魔力）。

第二，本质上的质变，即：由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努力和积累，人类在自然中首次获得了自由，并且成为“万物的主宰”（人是万物的尺度）。当此之时，西方人便自作聪明地滥用科学这一“神器”。《道德经》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他们改变了生物圈在空间上与时间上的天然分布，把属于远方异域的东西据为己有，把属于子孙后代的东西提前挪用。这是极为愚蠢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破坏生物圈及其化生机制，来获得眼前利益，以致地球很有可能再过几百年就不再是生命家园了！康德称“万物的终结”（the end of all things）。

老子认为，发展若不遵循“和谐之道”（不得一），那就会：天污地废，神绝祥佑，河谷干涸，万物无生（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其原话是：“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所以，物质—科技文明变得越强大，走得越远，那更要“反于道”，更要回到“道法自然”上来。即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今往后，世界将应该被纳入中国文化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