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第52章》

近代以前，除了“中华圈”之外，世界各地的人群在天人关系的方面，几乎都是“不能站立、不能自由”，遑论“顶天立地、参赞化育”。他们要么过于贴近自然，而泯息人的能动性；要么全然偎依宗教，而窒息人的现世性。

往昔，犹太—基督“一神教”是人与自然之“和与斗”的双重失败者，所以它才是放弃现世生活、窒息人为潜能，以免天人及社会皆致命冲突（客观上是由于那里的生态环境太贫瘠，冲突太大）。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反自然的《创世纪》很可能是神权禁锢的后期（中古后期）才问世的。自那以后，西方人之所以大胆实践“创世纪”（汤因比语），是因为中华文明及其成果已经改变了天人的主从关系，从而“人的有为”不再会受到直接的自然的报复了。

所以，作为“人的社会”，中国先贤讲人是“万物之灵、五行之秀”，讲“为仁由己、人能弘道”。至于希腊哲学称“人是宇宙的中心”和“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是文艺复兴学者伪造的典型的近代思想：从神本主义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11]而且它是中国哲学的“现世人文”的变种。^[12]

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全世界几乎都不用书写文字，都是血统等级，都没有经济发展，其夜晚都是被黑暗笼罩；唯有中国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置产殖货、物器惟新，是四民变通、事在人为，其夜晚有万家灯火、喧闹如昼。

关于近代以前的西方状况，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说:“……第一个和最长的‘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是从公元前13000年到公元1000年，平均生活水准徘徊于勉强生存；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说，是‘贫穷、厌恶、野蛮和短命’。”^[13]到近代之初依然如故。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指出，在公元500—1500年之间，欧洲始终是“零发展”。^[14]

为什么在近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及别的地区是如此的判若云泥？就文化的原因来说，唯有中华民族禀赋“道的智慧”，所以她能够利用厚生、巧夺天工，主客无对，游刃有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在近代以前，人受制于地理环境，自然占绝对优势，世界族群皆囿于各自的国土生态、乡土环境，人与自然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它不支持、不兼容任何带有“双刃剑”的人智与人为，现代“西学”或“显学”在往昔是行不通的，动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自然对于人智人为的反弹或报复，都是直接朝着人的生存、生活的核心区而来的，这与1492年之后的情况截然不同。(www.daowen.com)

这就是说，近代以前，在中华圈以外的世界，人基本上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西方人只是到了近代，在中华文明的启动和启蒙之下，才把《圣经》之“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的。^[15]

在历史上，唯有禀赋“道的智慧”的中华民族，能够与自然保持高度契合，从而顺天应人、变易取材、利用厚生。按照哲学家牟宗三的话说，则是：中国文化“遥契天道”，因而掌握了“化生规律、创造原理”。^[16]《道德经》论“天道”的化生规律和人的“顺势而为”，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于是，中国古人能够安身立命、安居乐业，能够生于斯、长于斯，参立乾坤，巧夺天工。此乃《中庸》所云：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参天地，赞化育。

由此，中华民族是独步青史、超群绝伦，拥有一个发展发现、可大可久的文明。它并且派生子文明和否定者（矛盾的对立面）。后者是指，中华文明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会导致、招致“文明的天敌”。例如，文明中心对外传播技术和其他的文化成分，很有可能就把远方的部落冲突、原始竞争提升至征服世界的战争源的程度（主要是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这是文明所伴随的极大忧患，故而它不得不承受和化解之，其遭罹之惨绝，而恢复之神奇，犹如谷神不死、凤凰涅槃（每五百年一次“浴火重生”，譬如秦汉至五胡乱华，再至辽金蒙元……）。

由于“文明”是极大地打破生态平衡，这对自然、人类和文明自身都是致命挑战。所以，它一定要受到报应的，而且它也有责任恢复平衡（文化调节、动态平衡）。文明所承受的忧患远远大于其所收获的“正果”，因此，除了中华民族之外，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智慧能够真正地承担文明的天职！

近现代的文明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为“全球天下”已被打通，人们首次可以利用整个的生物圈，它海涵人类的善与恶，宽恕他们的罪与罚；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原先的直接的生命攸关，变为间接的事不关己，直至到达极限、从而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为止。以前的被自然禁锢的宗教、被自然与宗教双重禁锢的种族，都被中华文明给解放了，从而来到海洋时代，才表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但实际上，近现代的西方人仅是绽放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是在破坏地球村与生物圈！

不管怎么说，现代文明并非西方属性，更不是与东方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恰恰相反，它只是传统的中华文明的暂时的“失控”和“阳亢”而已！并且，近现代文明所造成的极严重、极危险的忧患与后患，都需要在东方民族承受劫祸的情况下，由复兴的中国文化来加以化解之。确切地说，欧美文明是华夏的子文明与否定者兼而有之，其秉性就是“弑母”——弑杀文明母亲与自然母亲。但也就是五百年的光景：进入21世纪，西方的海洋霸权已是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