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在地势的逆境中坚持下来的文明，那是真文明。而那些倚靠地缘政治的优势兴盛的军事暴力或“文明”，都是机遇性的，因而是不会长久的。

历史时期，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中的侵略势力对于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在地理上具有绝对的战略优势。文明颇具自卫力与反击力，但它受阻于气候干冷和生态贫瘠的自然屏障，不能绝漠穷追，因而不能根除患源，同化野蛮。相反，游牧部落中的侵略势力则是顺着地形与生态的内倾，而向着文明中心掩杀席卷而来，以战养战。中原王朝的科技发明只能暂时获得某种优势，却很快就会传播出去，从而把“文明的天敌”提升到了压倒性的程度。直到经历诸多劫数之后，方能借助于热兵器克服草原暴力。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文明因其科技创新和传播，导致、招致了另一个和更危险的战争源——海洋暴力（东洋和西洋）。

在全人类都处于相对封闭的时代，唯有中国通过其主导的陆海丝路、国际贸易、朝贡制度、远洋航线和地理发现，以及通过地图、历法和别的相关知识的进步，来联通世界、打通天下。然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却逐渐陷于更危险的战略逆境；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全力发展与全球拓展，灾难性地激活了东西方的海洋暴力！它对于中国，具有像草原暴力对农耕文明那样的地缘优势——你打不到它，它能打到你。中国无法克服海洋暴力，正如秦汉唐宋无法克服那兴起于荒漠的草原暴力一样。

中国的海洋开拓似乎是得不偿失，它会把海洋暴力提升到征服世界的程度。这种情况从13世纪持续到20世纪。王夫之说，元朝征倭却把日本引向了祸害中华的海洋暴力的轨道。进而，蒙古征服使中国技术注入西方，从而把它的海洋地缘给提升了起来，这是近世以来，人类与生物圈遭罹最大劫祸的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在明代，中国近海已汇聚成了新的忧患源（聚集着中外海盗），这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海洋暴力的前奏。面对陆海的两面受敌，朝廷决定“禁海保疆”，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失策，但在当时也可能很是明智的（虽然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明清两朝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中国已经沦为它自己所创造的“开放世界”的受害者；中华民族作为“全球天下”的终古开拓者，越是接近大功告成，则越是凶多吉少——中国在此方面每前进一步，都会加倍地提升其地缘天敌的战略优势。所以，中华民族必须退一步，进两步。我们现代人则很难理解这一点。

明朝剿灭倭寇和挫败丰臣秀吉，中断日本的海洋暴力近三百年，加上郑成功击溃“西洋前锋”——荷兰（当时可谓军事劲旅），推迟列强侵华战祸约两百年；从而，清朝能够全力打造内亚边疆，根绝草原暴力（大大减少列强前后夹击的概率）。若非如此，中华民族无法幸存于近百年，遑论今天以“陆海有机的地缘政治”反克海洋霸权。21世纪，海洋霸权被淘汰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中华民族是在地缘内倾、战略被动的情况下终古迤逦、周期起伏的，正因为如此逆境，它才禀赋发展型与包容性的和谐智慧，从而极具生命力——可大可久、日新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