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的千百年中，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即季风亚洲的东部，最大海洋与大陆的水循环圈之中，是“自然的适度挑战”，这几乎是地球上唯一的！汤因比说：“无论是过分挑战、还是过弱的挑战，都不能引起……创造性的应战。”^[3]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中国的季风气候，雨热同季，农作高产，文化平衡，具可持续性，很适合发展与创新。

相比之下，在其他的可定居的地理环境中，在中国之南，阳光强，地表丰，人们生存无忧，因而无须文明（没有必要品尝文明的福与祸）。在别的区域，由于地表贫，人们生存困厄，冲突压倒一切；通常是以宗教窒息人为，以免彻底毁灭，这样就不可能有文明或发展。

在18世纪之前，即在全球财源资源向欧洲滚滚倾注之前，那儿的生态状况决定了其人群不可能拥有高于原始水平的生活，亦不可能超越“零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以前，犹太—基督教社会不存在文明与发展；因为在那儿，人欲、人智、人为不是被释放与调和，而是被禁锢与窒息。(www.daowen.com)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作为创新与进步的引擎，在宋明之际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越来越遭遇地理瓶颈，其内部的人口与生态皆已高度紧张。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尽管中国的水平最高），中国的地理环境（海洋地缘）不可能让其广土众民的生产方式延伸到大洋彼岸——中国距离美洲相对西洋要远得多。由此，发展的正能量伴随着负能量，后者化作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以致通过战争，而使文明的内在张力，在亚欧大陆的西端，在这个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发生了突破。

在中国技术与文化传播的条件下，贫穷落后的欧洲幸运地变为连通与掠夺世界的海洋捷径。这样一来，在原先的全人类皆囿于地方生态的时代，中国是最富裕的；如今，较之掌控全球性生态的西方，她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何况中国还得忍受其内部的人口与生态的压力和外部的草原与海洋的忧患呢！在1400—2000年这个“技术时段”，欧亚大陆的东部，除了日本之外，是处于地缘政治的逆境之中的，这是中国承受极多忧患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解　比较亚当·斯密和黑格尔，可知西方文明是基于地理的暂时的“机遇文明”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7页。
②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84—385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84页。
⑤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6页。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页。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5—76页。
⑧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84页。
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56、73页。
⑩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84页。
⑪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