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传子亦难免于争，但其殃及之范围毕竟是有限的——争于宫，不及于朝；争于朝，不及于国；祸于内而乱不及于民。怕就怕乱臣、巨盗或悍胡与之争，其势必祸乱天下。故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之道”，好过于“人之道”。（老子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钱穆认为，历史中国的君主世袭既是不得已的曲全其事，又有它的“光明面”，他说：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张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但中国古人亦未尝不知世袭皇室可能有坏处，皇室传统终必要更易，中国人向来便很少信有万世一统迹近神权的观念。远在《尚书》里早说：“天命不于常。”西周皇室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即使这故事是由春秋时人所伪造，也可证明春秋时人也并不信有万世不绝的皇室传统。可见中国传统的皇室世袭，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秦始皇帝，始说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这是他一时的兴奋心理，但已为后世国人所诟厉。因那时中国初次创出大一统政府，以前封建时代列国纷争的局面打破了，当时认为天下一家，从此将不再见兵革，世界永久和平，皇室传统自可万世不辍了。即在近代……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岂不也认为此后政治，将永远是政党选举不再有变动吗？以今例昔，又何必对古人多肆抨击呢？

中国广土众民，山区僻壤，交通不便。若求政府民选，徒滋纷扰分裂。抑且中国传统政府，选举考试，汉、唐一年一次，宋以后三年一次。政府人员，不断新陈代谢……政府成员，却都从民间来。又如租税法、兵役法等，凡涉民间事，政府皆有规制，非出皇帝宰相之私意。

政府中之皇位世袭，亦可以表示此一政府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不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在长时期的和平安定中，人事不免腐化，政体不免懈弛，只要一次改朝易代，与民更始，在旧有政制上，略加整顿振作，仍可再来一次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又皇帝养自深宫，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而英明杰出者甚少，多数都是平庸软弱，亦多青年童年皇帝。试问他们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36]

进而，唐君毅认为，在儒家制约下的君主世袭，不仅远非专制，而且还能发挥极好的正能量——促进高远的“致广大、垂悠久”的天下太平！即：(www.daowen.com)

社会之秩序维持，主要赖人民之安土守分，乡里之能自治，与文化道德意识之普遍。由是而中国社会，能异于西方之赖武力与警察以为统治，（辜鸿鸣英文春秋大义，又名中国文化精神，初言及此。）此实可谓为一种最能与社会相忘，任社会自由生长之政治。天高皇帝远，人民可与之毫无关系，则皇帝一方只为一天下一统之一象征，一方由皇帝之为至尊，亦可使吾人之精神中之一切权力意志与我慢，及吾人之超越精神，只能达于君位之理念即回转。而君之理念，即为具无限之涵盖性与仁爱之理念。故吾人之权力意志、超越精神，达于君而回转，亦所以使忠君者必然爱国，回头护念世间而涵盖之者也。

历代皇帝之世系相传，不以德而以血统者，则因血统纯由天定，而不由人定。则人于此得免于思虑之安排，亦所以绝纷争，而使社会易长治久安。在长治久安之中，有一由天然血统所定之万世一系之皇室，以为天下在时间空间上之一统之客观象征，人乃可更有一悠久无疆之太平之感。此盖为中国过去儒者承认有皇帝世袭之理由，皇帝在今日固不存在，中国将来亦不能有皇帝，今后中国之政治，亦当大异于往昔，然谓中国过去之政治全无价值，及中国数千年儒者皆甘作皇帝之奴隶，则悖于事实者也。^[37]

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是一种超血缘与地缘、致太平与王道的“天下政治”。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儒家政治是为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谋福利的政治；西方及现代的排他性与冲突性的国族政治则是等而下之的，汤因比说，西方民主充满“黩武精神、部落意识”。

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乱世时倾向于专制与皇权，以应对危机；而治世则相反：它浸透于儒家的“仁政礼制、德治无为”之中。传统中国的治世是古今中西一切民主自由的原生土壤，今人却盲信另有“西天净土”！

西方及现代民主是政治文明的退化：Ⅰ.人性不陷溺于“原罪性恶、自我中心”，则不会有西方文明及民主！它岂能达到仁德性善、修身齐家？Ⅱ.不破坏其余世界与地球生态，则不会有西方文明及民主！它岂能达到内外协和、天人合一？Ⅲ.不倚靠海洋地缘、向外倾压，则不会有西方文明及民主！它岂能达到国有四维、自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