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中心论对中华文明的恶毒中伤。

黑格尔说：在中国只有专制君主一人是自由的，即：“东方人不晓得‘精神’……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29]黑格尔以狭隘的地域观与上帝观以及反自然的劣根思维，来推演“历史哲学”，贬低中华文明及其政治，从而在哲学上打造“西方中心论”。

与黑格尔正相反，梁启超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他说：

立而为君，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膳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设为种种限制机关，使之不得自恣。盖遵吾先圣之教，则天下之最不能自由者，莫君主若也。犹惧其未足，复利用古代迷信之心理，谓一切灾异番应在人主之一身，而告之以恐惧修省。及其殂落，则称天而谥，动以名誉，名曰幽厉，百世莫改。^[30]

除了极少数开国皇帝、大有为之君主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暴君之外，绝大多数者乃如梁启超所言，是“最不自由”的；当然也有消极反抗的（昏君）——“从此君王不早朝”，例如明神宗二十余年不上朝。另一方面，皇帝及皇家多是尽量按照礼乐（道德和艺术）之高标准，来反求诸己，自律而戒亲。例如宋太宗《敦劝皇属》云：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着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你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以保终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钱穆指出：“凡属皇室戚属，亦得封王封侯，然仅止于衣租食税，而不参预政府之实际政事。武臣得军功，亦仅酬以爵位与勋级，不复有官职。”^[31]进而，唐君毅从传统文化（儒家道统）的角度，说明中国皇帝受限制，而并非“至高无上”，他说：

大学之礼，为师者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君之地位，在家庭中则位逊于尸与父母。父母即家君，故易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在教育文化中，君之位逊于师与圣贤。至于在宇宙中，君之位逊于天地，君须礼天，更无论矣。故中国文化中，对君虽未能自政权上，与以确定之限制，而表之于成文宪法中；而在整个社会文化意识中，则君所受之限制仍甚明。师与圣贤，尤代表中国社会文化中之至尊。^[32]

透视唐宋两朝中央政府之运作，可以具体说明皇权之有限性。对此钱穆说：(www.daowen.com)

唐代是先由宰相在政事堂拟定诏稿，用书面送皇帝用印，皇帝所有的只是一种同意权。宋代则由宰相开具意见，当面先呈请皇帝意旨，再退下正式起草，因此皇帝在颁布诏敕上，事前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但这并不是说宋代皇帝便可独裁专制。当时皇帝要立一个后妃，被宰相李沆把诏书烧了。皇帝不根据宰相劄子即建议书，由内降出命令，被宰相杜衍退还了。这些故事，在宋代并不止少数的几次。直到蔡京当宰相，他才开始“奉行御笔”，这是说，宰相只为皇帝副署，不再自己出主意。这是中国史上典型的权臣与奸相，但他只是不尽宰相之职。从外面说，他把宰相的出命权自己放弃。从内里说，他把一切责任推卸到皇帝身上去。但我们仍不能说，在当时法理上宰相无权。因为皇帝的命令，依然须由蔡京盖上宰相印始得行下。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说，政府一切命令宰相可以全权做主。在唐代，凡遇军国大事，照例先由中书省属官中书舍人各拟意见，称为五花判事。再由中书令即宰相审核裁定，送经皇帝画敕后，再须送经门下省，由其属宫给事中一番覆审，若门下省不同意，还得退回重拟。因此必得中书、门下两省共同认可，那道诏书才算合法。故唐代诏令，都经中书、门下两省联席会议决定。宋代大体情形也差不多。^[33]

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对于君主权力是另一个限制，并且保证了政治的公平与全民性，即：

它使得教育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并培养出一批好的官员队伍。这种制度往往还能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那些较重要的权力机关也许会被世袭贵族霸占，低级的政府职位有可能归帝王的宠臣所有。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方法阻止了按照特权阶层的意愿来立法的倾向。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自全社会的各个阶层。^[34]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有力地驳斥“东方专制主义”之邪说，他指出：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是专制的政府：“那里无法无天，个人独断专行。”但这个定义不如用于我们（西方）古代的君主制，而不宜用于康熙的帝国。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国帝王的权力受到官吏即“曼达林”维护传统礼法的限制。利玛窦在1609年撰写了耶稣会士最初在华传教的回忆录……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帝王几乎不能自己决定任何大事，以及他的私产和公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用于皇宫和王室的费用不同于用于政府机构的费用……

利玛窦说：虽然由大臣制定的法规都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这样做，而这个人如不根据古俗或法律，就不能决定任何事。然而……皇帝凭自己的权威……对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常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这类赠礼也由他个人财产中出，而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方面，不同部门间工作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在行政中，法律、规章和习俗起着突出的作用。因此，不同于称作专制主义的独断独行，它对君主专断和任意恩赐起到相当的制约作用。……遵守传统和典章，是有力的制约力量，肯定比立宪机构更有效。^[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