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失败而导致天下大乱，使儒家的“禅国让贤”的理想付诸东流。“举圣贤为新王”，谈何容易！广土众民，生态脆弱，多灾多难，外患频仍，往昔的文明易乱而难治，历史教训乃痛定思痛！所以，废朝君一事，万不可轻举妄动。王夫之说：“安于其位者习于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虽愚且暴，犹贤于草野之罔据者。”（《读通鉴论》卷一）这就是说，世袭之君再坏，也比乱世窃国者要好。宋儒张载亦曰：“以知人为难，故不轻去未彰之罪；以安民为难，故不轻变未厌之君。”（《正蒙作者篇第十》）

此须说明，如果中国的地理环境像欧洲那样容易“出海”，从而中国古人能够把生存竞争转向外部世界（牺牲异域和地球生态），那就能够建立共和立宪（战国七雄变为帝国主义列强，果真如此，就不会有秦始皇的统一）。不然的话，矛盾向心聚爆，须“定于一”，才能减少争神器而乱天下的概率。王国维认为古人认同君主世袭之用意，即在于“息争”，他说：

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事乃不生。故天子……之传世也……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公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27]

关于儒家与皇权之妥协，从而形成一个“平衡机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写道：(www.daowen.com)

自宋代起，可看得出有文官行政的综合系统和武官掌权的综合系统，在儒家政体内一前一后操持着国政。两者都是治国必需的。文官体系包括科举出身的人、受理学调教的文职大臣，还有培育这些人才的地方士大夫阶级。第二类是比较没学问的武人体系，包括皇帝、皇亲贵族、军队、禁军，再加上特别专属皇帝本人的太监群和安全情治单位（套用现代的说法）。

也许我们可以分辨两种权力结构功能上的分野。前文提过，皇帝独裁是与官僚政府互补所必需的。因为它是未例行化而自主的，变动改革和猝发的阻力都由此而来。它的作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经常是残酷无情的，而且隐含着灾祸。在有条有理的儒家秩序中，皇帝既在层峰发生作用，同时又代表极端形态的强烈失序。他称得上是大刽子手（the great executioner）。

几乎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是这两种作用共同管辖的状态。内亚细亚部族勇士们持续不断的草原游牧黩武活动模式，助成了皇帝掌大权的功能。另一个功能则由中国的儒家文职行政官来完成。每一朝代开创时都是尚武的，待基业奠定了，用的官僚全是文人。两者的意识形态都符合其需要。诉诸暴力的开国之君相信“天命”，夺天下的阻力消失之时，便证明天命确实归属他。朝中为臣的这些读书人却鄙视诉诸暴力的人，因为用“武”即是欠缺“文”（修养）的表现。儒者之邦的主要迷思即是，君主堪为表率的端正行为证明他有德，有德便可吸聚子民得授天命。^[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