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云：“秦接衰周汉接秦，汉儒议论尽真醇。”

西汉前期的政治，由“朴素的平民政府”变为“民本的士人政府”。^[18]因而，作为“平民政府”的僵化蜕变，皇亲国戚和功臣元老包揽王侯将相这一弊政，被基本革除。

士人政府虽已登上历史舞台，但西汉儒家并不以此为满足，而要求进行更彻底、更全面的改革，包括政治上要选天子，经济上要按照《周礼》所设计的“理想国”来实现“小康、大同”（用今天的话来说，“小康”是社会主义的雏形，“大同”具有共产主义的成分）。他们追尊孔子为“素王”，来贬抑汉家皇帝。他们一方面用图谶语来推演“禅让”，称“汉德已终”，而须由圣贤做“新王”；另一方面用古文经来论证“改制”，要求“拨乱反正”而一步到位“致太平”（实现“太平世”）。

“皇天无私，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西汉中后期，“禅国让贤”之说蔚然成风，势不可挡。西汉儒家的鼓吹与实践，旨在恢复尧舜之禅让，废除刘汉之世袭。西汉去古未远（三代王道），值据乱之余（公羊三世），人心犹念圣王之德，而不以“家天下”为天经地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此一思想为当时所共信，虽皇亲国戚乃至帝王本人，也不以此为非。有趣的是，在西汉首先提出禅国让贤的，不是别人，而恰是皇帝自己，即汉文帝。当大臣请早建太子，文帝下诏对之曰：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汉书》）

汉文帝提出“博求天下贤圣”来继承皇位，这虽为空言，但其旨也明，即：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它出于帝王之口，彰于正史之典。至于在百官及儒生中间，明确要求汉帝让贤，渐成共识。一代宗师董仲舒开风气之先，司马迁转述其语：《春秋》之微言大义，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太史公自序》）董仲舒又云：“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春秋繁露卷第四》）

议郎官眭弘借用图谶之“天人感应”验证这件事，震惊朝廷。即：昭帝时，泰山、莱芜山之南麓，闻有数千人匈匈之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与此同时，上林苑中又有枯柳复生。眭弘不失时机地推演《春秋》之意，云：“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之所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者。”（《汉书·眭弘传》）眭弘还借用董仲舒的话来要求汉家皇帝让位于贤人，他说：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顺承天命。（《汉书·眭弘传》）

眭弘委托内官同僚上书于朝廷。当此之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避嫌而恶其事，令廷尉问罪于眭弘等人，皆伏诛。然而五年之后，因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公元前49年）来自民间（武帝孙，宫难而被藏养），眭弘案竟被平反，其子被任命为郎官。

王莽开“新朝”，取汉帝而代之。这从其本人来讲，无疑是狼子野心之篡窃；但就客观情势而论，则为当时之大势所趋。自董仲舒起，几代儒者之崇论弘议，全在此旨。如刘歆是博古通今之士，又系汉朝宗室，竟也支持王莽代汉。大儒杨雄亦然。

先前，王莽出身于皇后世家，犹不失儒生本色，礼贤下士，温良恭俭让，执古道而有大志；在政治与学术上皆有很好的口碑，为时代潮流之所归。故而，汉儒群倡禅让，王莽适逢其时、风云际会。例如他辞封宰衡官职，上书支持王莽者达四十八万七千人，只有两人反对。这令我想起白居易的诗句：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王莽利用“汉德已衰，新圣将兴”这一时代潮流，而取代汉朝，建立“新朝”。

王莽主要是按照儒家的“理想国”——《周礼》来进行改革的，其内容大体如下：(www.daowen.com)

1.恢复井田公有制，土地国有，名为“王田”；计口受田，不得买卖，杜绝贫富悬殊。

2.实行五均赊贷，规定盐、铁、酒由国家专营，平抑物价，课征税项，调控国计民生。

3.改革币制，以金、银、龟、贝、钱、布为货币，共二十八品，又严禁豪强私自铸钱。

4.解放奴婢，禁止奴隶制，不得买卖。

王莽用静态的理想制度，苛求动态的社会现实；以理论和主观的药方，医治危机四伏的状态。结果食货俱废，农桑失业；天下大乱，朝代倾覆。

王莽改制既是代表儒家之理想，又反映了士人之激进——前者是按《周礼》来建设“理想国”，即实现儒家之小康大同；后者是以士人政府否定皇权世袭，也就是彻底贯彻“天下为公、选贤举能”。关于这后一点，钱穆说：

……历史上的战国遗风，终于在他们脑子里忘不了。战国学者常把自己当圣人，做了圣人便该做“明王”。那时的国王，也真会三推四让，把至尊的宝位让给他，他亦敢老实坐下不客气。至于当王者师，做大国相，那已是等而下之了。西汉学者不然，自己地位低了，专把孔子捧得天般高，把孔子神圣化。孔子是他们的教主，他们因此也要求王者同样尊奉他们的教主。如此来把王者地位和他们拉平。学术定于一尊，亦是学术界自身要求，不是皇帝力量所能强。一到汉业中衰，皇室威信堕落，他们终于拥戴出一位学者身份的贵族来，迫汉朝把皇位禅让给王莽。那是学者气焰重张的机会，不幸其人及身而败，汉王室再起，西汉学者终于对“战国世运”徒作了一番憧憬。^[19]

对于西汉儒生废除皇权世袭未成功这件事，大家一定觉得惋惜。自然也有不少人会认为，儒家再怎么折腾，也达不到西方的民主宪政的高度。但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纠正五点如下：

第一，现代政治再好、再怎么完善，都不适合于古代。因为条件不同：现代是世界联通、全球循环，各国都或多或少把其生存竞争的重心转到外部世界，牺牲全球性生态（民主国家更是如此），所以，它们的内部就相对宽和；而古人则都是囿于他们的本土环境，没有回旋余地，矛盾难以疏解。

第二，鉴于第一点，古代政治不知道要比现代政治难多少倍。因为：如今的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其内部则为适度竞争。那么，政治就是径情直遂、轻而易举（当然，如果是民主与霸权的受害者，其政治就比较难）。若像古代那样的矛盾全然在内，那政治就是进退维谷，举步艰难。

第三，鉴于前两点，中国传统政治依靠智慧，现代西方政治依靠理性（生物社会有序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必须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还必须向内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难度之大，以致其他的古代民族多是：宁愿依偎宗教、原始蛰眠，而不敢奢望此种便于发展的行政管理和文官制度。

第四，按照罗素的观点，现代西方政治是被“人性恶”绑架的、充满干劲和破坏性的政治，^[20]十分之九是有害的。^[21]汤因比说，西方民主是部落意识、穷兵黩武。^[22]罗素还说，中国传统政治近于庄子的“和谐之道”，^[23]不像基督教国家的政治那样：宣传如同布道，行动如同凶神。^[24]然而，现代中国为了幸存于西方的致命重压，不得不降低到西方的水平，“向西方学恶”，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但愿这对她来说，是权宜之计，非长久之策。^[25]

第五，很多人都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很发达、很完善。美国人自己也拿它做标准，来衡量别的国家，并且发表“人权报告”。但在我们看来，美国的民主政治远低于中国传统政治（王道），而且也很脆弱。否则，它就不会滥用炮舰政策，到处搞“平衡”了。美国一旦丧失霸权，它退不回“门罗主义”、退不回“孤立主义”，而是陷于“霍布斯邦”（分裂内战），因为美利坚民族缺少深厚的文化融通。黑格尔在书中先是夸赞美国民主，然后又说在其完成了开拓边疆之后，美国就会陷于火拼内讧。^[26]是其成功地争夺世界霸权使它躲过一劫。所以在孙中山看来，欧美民主是霸道，根本比不上汉朝的和平政治。他说：

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大言论家都极力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弃珠崖议。此项文章就是反对中国去扩充领土，不可与南方蛮夷争地方……中国便不主张与外人战争，中国的和平思想到汉朝时已经是很充分的了。（民族主义第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