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自古迄今长存，或明或暗，有正有反而已。

《道德经》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圣人之道”在中华文明中所起的作用，略谈五点：

（甲）天下观之世界主义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中国自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以“天下主义”代替国族对抗，开创了持久和平与持续文明，以及千禧盛景与千秋气象。华夏不仅独步青史，而且开拓历史长河，中古至今的其他文明几乎都是她所派生的！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华夏的子文明和对立物的兼而有之：子文明是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对立物是取代草原暴力的海洋暴力（古今世界的两个最大的战争源）。西方使世界重蹈战国现象：数百年中有数百次战争，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随后是濒临核武毁灭的冷战；眼下的地球村是恐怖平衡、一毁俱毁，生物圈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汤因比论自从刘邦开始的世界文明的正流，这样说：

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1]

（乙）开创民治政体

汉武帝时中国形成文治政府，由乡举里选的平民参与（第一个布衣宰相公孙弘）。稍后民间代表会聚京师，辩论国是（盐铁论），废除国与民争利之官营垄断，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克服草原暴力（匈奴）。进而，西汉儒家执意要把其政治理想贯彻到底，即应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来取消皇权。但是，在政权崩拆、致乱天下之后，痛定思痛，姑且容忍这个中枢稳定的“均衡器”。关于自西汉开始的平民士人的文治政府，国史大师钱穆写道：

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政府……

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公卿朝士，名儒辈出。仍举丞相一官言之，昭帝时有王（郡县吏积功）、杨敞、蔡义（以明经为博士，拜相封侯）。宣帝时有韦贤（以诗教授，称大儒）、魏相（少学易，为郡卒史）、丙吉、黄霸、于定国。元帝时有韦玄成（名儒）、匡衡……孔光（以明经举议郎）……宣帝后，儒者渐当路。元、成、哀三朝，为相者皆一时大儒……士人在政府里渐渐占到地位，一半是凭借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所创建的种种制度，一半是读书博通之士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成绩，究竟比贵族军人和商人们来得强……霍光废昌邑王，先问于古有否先例，可见士人学者逐渐在政治上占到地位和势力，实为当时一种自然之趋势。^[2]

（丙）互助共生的自由经济

唐朝是仁政的典范，即均田制——动态的井田制：庶民保险（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和富人竞争（保民安富、藏富于民）。钱穆说：这是传统时代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宋迄清更上一层楼：政府收敛或放宽经政权力，乡里自治，人民互助（义庄），孤寡老弱病残皆有所养。这是什么经济体制呢？自由经济＋伦理共产主义，私有与公有之中庸，均调或共通之中和！关于此种空前绝后的文明极致的由来，钱穆这样写道：

《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礼即人群大生命之体，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

如言农业，二十而冠，即谓成人，受田百亩，为其生资。六十归田。此为中国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属公，不属私，实可谓即中国之共产制度……故中国春秋以前之封建时期，实不啻一共产社会，例证不胜举……

自宋以下，士阶层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会通财之共产观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义庄制度，即其一显例。范仲淹乃一贫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范氏就读僧寺中。乃其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可谓即在其具有通财共产之思想。及其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义庄制……

中国亦决非一共产社会，农、工、商皆有产，士独无产，唯受供养。而社会乃富通财性，家族通财，乡里通财，孝、友、姻、睦、任、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主以通财为均，而并不废私财。唯其尚通财，乃有两汉以下之门第。唐末门第尽废，宋以后遂有社仓义庄。移民远赴国外，则有会馆，皆有通财之谊，而亦皆非政府法令之所规定，全由社会自动成立。政府止于轻徭薄赋，少收租税。其通其均，则社会自身之责，而由士教导之。^[3]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创下义庄制度，逐渐普及全国，历宋、元、明、清及民国，垂八九百多年；使人民有“生活保险”（孟子曰“恒产”，马克思·韦伯称“福利国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良性竞争，这是什么制度呢？

《古文观止·义田记》纪念范仲淹的这项创举，摘录如下（白话翻译）：

范文正公，是苏州人氏。一生乐于周济穷人，挑选亲族中的贫困者和非亲族之贤良着，都给予救助。(www.daowen.com)

当他富贵显达的时候，购买了靠近外城而常年丰收的良田一千亩，名为“义田”，用来赡养救济同族的人。使他们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遇到婚嫁或丧葬都有补助。选择族中的有德长老，掌管资金的调配，适时收付财物。每人每天给一升米，每年给一匹绢；嫁女儿的给钱五万，嫁次女的三万；娶媳妇的三万，娶次媳的一万五；丧葬者等同嫁次女的数目，埋葬幼夭的一万。族里的人聚居在此的有九十名，义田每年可收入稻谷八百斛；拿义田的收入，供给那些聚居的族人，充裕有余，使用不尽。凡曾经出仕而暂时解职在家、等待新职的人，也给予救济；已经出仕为官的人，就停止供给。这就是义田的大概情形。

……孟子说：“先亲爱亲人，然后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然后爱惜万物。”……如今看看范文正公的义田……的制度良善，可以推行久远……

（丁）政治文明的奇葩

Ⅰ.超大型或泛世界的管理（天下太平），不用战争和霸权，没有政治压力。孙中山说：弱小民族加入中华体系，并非以力服人，而是仰慕我文化。Ⅱ.在世界历史上，华夏是最大、最久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中华文化圈以有限土地和技术密集供养了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凡此，都是基本上遵循“天人合一”，没有变乱世界与生态，这难道不是空前绝后的人间奇迹吗！

让我来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的“超大型或泛世界的管理”。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在承受遍天下的忧患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迈向天下太平。

中央集权似乎有名无实，它是虚体德治。其弊是，因它弱化组织与动员力，因而不胜任大型战争；其善是，减小权力和它的负面，做到了治世没有政治压力。《道德经》曰：“圣人处上而民不重。”下面，让我来介绍此种政治的绝顶妙用：

任何一种实体政治一经扩大或膨胀，差不多都会遇到统治资源短缺和人民不堪重负的问题（那些专门从事侵略和掠夺的帝国，另当别论）。但华夏的这种轻型的虚体德治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人口增加了六倍，而官员人数与行政管理机构（县）的数目则基本未变；政府权力越来越离开民间社会（无为而治），而让人民在士大夫引导下自觉自律、自我管理。费正清写道：

……官僚（行政）为什么未能向下深入中国社会……施坚雅……指出，从汉初到清朝中叶的两千年间，连续数朝都未增扩土地行政结构，同期间中国人口却增加了六倍。各朝最盛时期的最基层行政单位县的数目是：汉朝1180（县），隋朝1255，唐朝1235，宋朝1230，元朝1115，明朝1385，清朝1360。至于人口，公元80年总数可能是六千万，875年为八千万，1190年为一亿一千万，1585年为两亿，1850年为四亿二千五百万。所以，汉朝末期的县令统辖五万名百姓，晚清的县令却得管三十万人。施坚雅认为，如果清朝有了八千五百县（每县保持五万人），北京的政府根本无从运作。所以，中国政府并未机械化地把县的数目持续增到不可能管辖的程度……同时中央政府也减少对地方的行政业务。例如，唐代以后，中央政府不再主管……城市经销系统，全面停止“对商贸事务的细密规定”，逐步退出对地方事务的干预……

唐代登记的官职有一万八千个左右，宋代约两万个，清代仍是两万个。政府并不直接进入村庄……似乎不与地方有牵连……总而言之，在一百多年前，一个人口超过四亿的国家里的正规官吏不到两万位……

理学家以个人自律为维持社会秩序第一要务的主张，是许多人欣然同意的。^[4]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政治能够随着“天下”的展开而无限扩大。——摄九州（版图南扩），辖四疆（蒙藏满疆），领百籓（朝贡体系），怀万国（丝路辐辏）……直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它每每给大半个世界带来逾百年的和平。若非如此，国族、教派、部落等全然冲突，乾坤沉沦！

天朝盛世，众藩国皆取消国防或常备军，儒佛圈闲置政法。诗赞：“花落讼庭闲，天平无一事。”不用宗教而有道德，不用法律而有秩序。例如暹罗（泰国）部长对孙中山说：“我们祖先蒙恩天朝，而长享太平；今列强云扰，中国若再强大，暹罗宁愿做她的一个省。“中国赐福人类（科技、文化与和平），她却涵融普天下的忧患——草原暴力和海洋暴力（古今世界的战争源）。

（戊）圣人之道与现代世界

18世纪终于根除两千年来最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另外，华人为开发南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使中华文化圈中增添了几个“和平王国”。尤其是，在中华文明已基本联通世界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又促使西方挣脱神权、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然而，一切都发生了逆转：受惠于华夏的西方，异军突起，征服世界，打断了儒家的平天下的进程：把由中国所打通的全球天下，变为世界战国，普世倾荡。

极为讽刺的是，中国文化的平天下始于结束战国状态，然而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却弄出个世界战国。哲学家冯友兰感叹于如此“历史重演”。他说：

从孔子的时代起，中国人虽然只生活在中国的地域之中，但他们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却自认是生活在世界之中，所考虑的政治问题也是从世界范围来着眼。因此，秦统一的虽然只是中国全境，在当时人们看来，这就如同今日人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了。从公元前221年起，此后两千多年，除去其中很短的、被中国人认为不正常时期之外，中国人始终认为是生活在“普天之下”的世界里，受一个中央政府管辖。因此，中国人贯以为，要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现世界和平，但是，现代世界的格局，很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今日世界里，中国人被迫改变自己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在精神状态上，却觉得今日世界很像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因此就很容易有“历史重演”的感觉。这种重演的历史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现在的种种苦难。^[5]

鸦片战争后，华夏从两千年的“中天下而立”的文明中心，沦为险些亡国灭种的“世界战国”之一员。汤因比说：“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彼此争战的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6]

但汤因比相信，中国必将是“世界战国”的终结者。——地球村在科技与经济上已实现“大同”，在政治和文化上却背道而驰。因环境危机和核武扩散等问题，世界不走向统一，就会毁灭。然而，西方在此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带来战争，甚至万劫不复。唯有儒家的天下观、天人观与“和而不同、齐政异俗”的政治观，能够成为未来的“世界政府”的可行模式。^[7]

学界泰斗抱怨：“世界民主”原是康德所倡“永久和平的世界共和国”，但实践则相反：普世价值之文明冲突，部落意识之穷兵黩武，甚至会造成战争毁灭。他们认为，儒教德治却能行之有效地推广太平，每每把半个世界带入持久太平。因而，此种模式是将来“世界民主”的不二法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