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须重申，有两种自由：一是人性善的自由，向内用力而获得，这是东方文化所内涵，即上述传统中国之自由；一是人性恶的自由，向外用力而获得，此乃西方文化之能事，即近现代所倡之自由民主。后一种自由决定于生态空间之宽松与否：生态宽松就有自由，但生态紧张则须采取集权，以免四分五裂。然而，那决定着人性恶的自由的宽松环境，无非是对外扩张（侵略、称霸或贸易，多为三者之和）。美利坚民族的自由首当归因于灭绝土著的边疆政策。可见，西方所鼓吹之自由，实在是致祸天下：其成功则牺牲异域乃至全人类及生物圈，其不成功则就会发生内战或对外战争。就连西方文化之半的基督教都把如此劣根性的自由，拒于伊甸园之外，让人自生自灭，待到他们相争相害而罪恶滔天之时，再来加以除灭。正如唐君毅所说：

……上帝造人为唯一有自由意志者之信念。然自亚当犯罪，人之自由意志，则恒向恶。故中古基督教，仍不重个人之自由意志之价值。人多谓尊重自由乃日耳曼精神。真尊重个体之自由意志，盖始于西方近代。^[36]

西方的基于人性恶的自由民主，在表面上乃属于制度范畴，但实质上则决定于生态空间（生物层次，即达尔文主义，或曰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空间越大，自由民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任何生物在生态空间较大的条件下，都会表现出一种社会佳境；但在生态空间变小的情势下，动物的社会逆变则比较微弱，远不如人类那样的厉害（残杀同类——向外残杀，若成功遂有自由民主，不成功转为向内残杀；后一种状况也是为了重新整合而再次向外）。这是因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因而是突破性的高级生物；顺之者曰理性解放——西方文化，融和它曰修身养性——中国文化。

所以，西方文明是凭恃斗争强力，从外延上拓展生态空间。但是，地理范围是有限的，即使侥幸成功，福兮祸伏。传统中国是运用和谐文化，从内涵上扩充人文空间。

西方之自由，是向外争取而来（权利和人权），它在冲突中或能实现，但愈发制造冲突；一时花绽，如露如电。传统中国之自由，是向内修身而来（立己亦立人），它在和谐中悠然自得，又带来更大和谐，为仁由己、生生不已。

西方的自由始终离不开强制力。对此康德说：“……人类所定的最高任务，是……外在法制下的最大自由，与不可抗拒的强制力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完全公正的公民宪法……需要迫使人进入这种强制状态，尽管他在别的情况下倾向于毫无约束的自由（例如对异族——引者）。”^[37]

设想：有史以来，诸民族都曾蒙受过极大的强制性（高压统治），而后各有化解，由此分道扬镳：

Ⅰ.在中国是，强制性被向内用力与调和心性所化解，从而造成内在的、和谐性的、人文性的自由；其强制性不再登大雅之堂了（道德自觉、自治心身），此乃人民自我管理与朝廷德治无为；这种自由，以体味人生、参天地、赞化育为旨趣，灵妙真谛，无远弗届。

Ⅱ.在西方是，强制性由向外突破和物质进取而疏解，因而带来外在的、力争性的、生物性的自由；但强制性反而是“理所当然”了（人皆自私、政法强制），只是它的程度比其受害者较低而已；如此自由，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地球生物圈为代价，似福大祸，梦幻泡影。

黑格尔说，西方的“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展开。康德说，如此过程开始于“启蒙的时代”，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我们已见到的明确迹象，即人类面前展现出一个可供其自由进步的领域，而且普遍启蒙的障碍也逐渐减少。”^[38]这个“自由进步的领域”在何方？黑格尔答云：“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39]

可见，在中国为西方人打开一片天地之后，他们不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修身养性来建立那基督教所无能为力的、协和内外、天人合一的新文明，从而能为那正在“平天下”的文明母亲减轻负担，助其一臂之力，那多好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征服自然、征服世界，却美其名曰启蒙、理性、自由！

另外，正是有了这个新天地——海洋及其所通之寰宇，亚当·斯密适逢其会，从经济学上为西方人设计了资本主义这头吞噬诸文明与生物圈的“怪兽”；但他比康德和黑格尔似乎更有“良知”和“远识”。亚当·斯密的良知，是他对牺牲异域怀有恻隐之心。他说：人类从“新航路、新大陆”这一最大创举中所获得的好处，全被西印度、东印度人民的不幸抵销了！亚当·斯密的远识，是他对西方冲击世界抱着忧患之情。他说：这项创举的后果是好是坏，很难预料。^[40]

实际上，亚当·斯密所倡的自由经济（无形之手、市场均衡），却是通过周期性地发动诸如鸦片战争来为之平衡的，到了“世界领土瓜分完毕”之际，它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阶级斗争风暴（后者全由东方承受）；再到资本主义把生物圈吞噬殆尽之际，便是康德所言“万物之终结”，亦即黑格尔所说“上帝计划的付诸实践”！

【注释】

[1]Eric 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4—5.

[2]Doris Jedamski：Chewing Over the West：Occidental Narratives in Non-Western Readings，Amsterdam：Rodopi，2009，p.20.

[3]The Columbi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edited by Richard Henry Popkin，Stephen F.Brown，David Ca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413.

[4]The Columbi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p.413.

[5]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Routledge，2013.p.668.

[6]A.Cunningham，Ole Peter Grell：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7]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Edward Arnold,1976.P.28.

[8]R.Porter，K.Park，L.Daston：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Volume 3，Early Modern Science，p.838.

[9]Martin J.Powers：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t，Wiley Blackwell，2016，p.4.

[10]John James Clarke：Oriental Enlightenment，Routledge，1997，p.3.

[11]Gavin Menzies：1434，HarperCollins，2009，p.253—253.

[12]Fermi Paradox，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

[13]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A reader，p.10.

[14]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A reader，p.17.(www.daowen.com)

[15]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A reader，p.169.

[16]J.J.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p16.

[17]J，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p22，215.

[18]Johan Huizinga：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2.

[19]Geoffrey Parker：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the Harvester Press，1986，p.18—19.

[20]A Eurocentric Problem by M.Shahid Alam/February 9th，2010.http：//dissidentvoice.org/2010/02/a-eurocentric-problem/

[21]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Prepared by Professor Derk Bodde.

[22]Adward Hughes：Britian and Greater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0，p.146.

[23]Thomas Carlyle：Heroes and Hero-worship，p.200.

[24]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Prepared by Professor Derk Bodde.

[25]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Prepared by Professor Derk Bodde.

[26]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12页。

[27]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p.242.

[28]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278—279页。

[29]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Free Press，1964，p.136，148.

[30]《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26页。

[3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67页。

[32]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79页。

[33]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191页。

[3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275页。

[35]唐君毅：《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3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页。

[37]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P.33.

[38]Immanuel Kant：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P.44—45.

[39]黑格尔：《历史哲学》，第83页。

[40]亚当·斯密：《国富论》，第445—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