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中国的历朝盛世，其政治与经济管理的重心，从制度管理转向教化治道。朝廷采取德治、无为，这已不是单纯的道家的理念，而是以儒家为主的三教（儒释道）合流的杰作。孔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也与。”政府权力从民间撤退，不再负责为民制产、予人恒产了；它也很少承担宏观调控、保民安富的职责了，一切利用厚生之事皆让人民自为（乡里自治）。哲学家唐君毅写道：

儒家所理想之天下既治之局面，乃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经济上之利用厚生之事，则当赖人民自为，更无特重政府之管制之意。儒家之太平之世之政治，亦近乎无为之治，故孔子亦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儒、道二家之理想政治社会，实皆同为使人民不感有政治权力之存在，觉“帝力何有于我哉”。

中国汉唐之政，较重有为，近世之治术多重不扰民。地方官吏之事务，恒不外收粮税、治盗贼，与理人民之讼事。如无盗贼，人民不讼，“花落讼庭闲”，“太平无一事”，则官吏可以余力治学问。人民亦尽量求与官府少作交涉，人民纳粮以外，可一生不入衙门。社会之秩序维持，主要赖人民之安土守分，乡里之能自治，与文化道德意识之普遍。由是而中国社会，能异于西方之赖武力与警察以为统治……此实可谓为一种最能与社会相忘，任社会自由生长之政治。天高皇帝远，人民可与之毫无关系，则皇帝一方只为一天下一统之一象征……^[28]

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自由经济，但不再出现像西汉那样的野蛮竞争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以及较普遍奴婢买卖），而是体现着儒家的互助共生！带有“通财之义”（伦理共产主义）性质的义庄、社学、书院和会馆等私人团体普及全国，从而落实儒家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马克斯·韦伯称，儒教中国具有“福利国家的性格”，“具有平等化的倾向”。^[29]

或有人问：近古中国这般颇为理想的社会公平是如何达成的呢？答：儒家一千多年教民新民、移风易俗的大功告成也！——《易经·恒卦》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董仲舒云：“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皆）有士君子之行。”

除了承受内忧外患和皇帝世袭作为稳定的平衡器这两点凸显阴暗面之外，传统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生等各个方面都已臻于人类理想，所以她能成为近代欧美的母体和楷模。可惜今天不少华人受西方霸权和帝国主义的蛊惑，数典忘祖，不识泰山。

世界史上的“理想国”或“乌托邦”，在中国每每随盛世到来而成为现实。梁漱溟说：“德国奥本海末尔……认为，（人类）将来趋势，要成为一种‘自由市民团体’。那时，将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但中国从他看来，却早就近于他所谓自由市民团体了。”^[30]

辜鸿铭也引语佐证：“（瑞典学者）斯万伯氏说得好，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亨利八世年间在他的乌托邦书中所梦想的社会状况，在那时早已在中国实行了。”^[31](www.daowen.com)

早在几百年前的1690年，英国学者台姆贝尔写道：

中华王国似乎是被人类智慧、理性与才略的极致所组织和监督，并且实行起来甚至还胜过其他人们臆想的境界，也优于所有那些欧洲智者想象出来的架构，（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现代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或大洋国（Oceanas）。^[32]

陆游《游山西村》诗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今学者多拿历史中国阶段性地陷于天下大乱、人口减半，来质疑这个至善文明，这是很不公正的。他们哪里知道：在中国文化汇通天下、联通世界之前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可能利用“全球性生态”来平衡其负面与矛盾；在此情况下，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要承受马尔萨斯式的人口与生态的失衡危机！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在遍天下的忧患的情况下，保持着高度文明的起伏绵延，而其余世界（除了生物量较大的热带、亚热带的静态社会）则是：要么不堪震荡而国族夭折，要么征服异域而亡不旋踵，要么宗教窒息而生不如死。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因宗教失灵而坠溺血腥内乱，长达三百多年；若非中西汇通而嫁祸洲洋，则趋于毁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