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恶”来说，人类永无自由。因为人是生物的非理性的“变异”（人是打破生态平衡并且不断突破的动物），他的任何自由都是牺牲自然的，或迟或早都会受到致命天惩。西方的自由只是由于某种机遇的缘故，而暂时在此方面占了上风，并牵引全人类走向自我毁灭！

从“性善”来说，传统中国相对而言则是乐土；因为她能够和合自然，进行中庸调节，所以中国古人就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如下面两首古诗：

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

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

（于鹄《巴女谣》）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司空曙《江村即事》）

第一首写农家女孩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恬静合天；第二首写江村水乡乃安和乐利，免于恐惧，毫无压力，身心豁达，怡然天放。

欧洲中世纪的前期是宗教救赎，人生窒息和经济原始。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是“黑铁祸乱”，即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相争相害，万人战争。究其原委，是诸多的中国科技诸如马镫、火药、造纸和印刷等，使欧洲动荡起来的：族群残杀，人神火拼。李约瑟说，在西元头十四个世纪，中国科技陆续西传，产生一系列的“地震效应”；直到关键的中国发明（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使得欧洲人能够嫁祸于外、损人利己——他们把其内在“霍布斯祸根”加上“马尔萨斯危机”，转嫁到了外部世界，从而西方才有可能变为“自由乐土”，当然还需要中国文化为之启蒙（西方的所有的关于人和权利的观念以及关于自然法的观念，都是从儒家那里获得的）。(www.daowen.com)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相对自由是很晚的事。它的“首次自由”发生在19世纪后期，也就是在帝国主义的高峰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止；而美国的“自由”的时间较早、其程度较大，那是因为灭绝土著和拓展西部。源于中国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英国被实施，是在19世纪后期，也就是英国用炮舰政策严重摧残了和平贸易与经济的千年砥柱之后。鸦片战争的深层意义是，最初基于中国技术的英国，通过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获得了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再用它来摧毁这个维护天地与人间和谐的终古文明，从而突破了“人与生物圈”的最后一道防线。汤因比在其所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这样写道：

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力量的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26]

近现代欧美进入人性恶的“自由王国”，是中国的赐予——中国文化与科技把欧洲人从地理与宗教的双重禁锢中解放出来：第一，中国科技奠基科学革命和联通世界地理，海洋性相对最强的欧洲是“近水楼台”，暂得“天时地利”；第二，中国文化破除神权垄断和启蒙世俗理性，却使原罪泛滥全球，让资本吞噬生态。近代西方的自由经济与经济学也都是源于中国，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

再看古今中国。孙中山指出：在传统政治之下，中国人民并非没有自由，恰恰相反，是自由“太多”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民权主义第二讲》）

中国人这般“自由”，在“华夏王天下”的太平盛世，确是“万民天放”；而在“西方霸诸侯”的列强时代，则为“一片散沙”。后者是指：民族散漫而无组织力，国家阴柔而无动员力，以致不能形成钢铁长城一般的抵抗力，此乃20世纪中国的政治转型之缘由。

这就是说，近现代中国一方面是西方“原罪—性恶”的自由民主的受害者，一方面是儒家“无为—天放”的自由传统的退却期。消融前者，回归后者，是她的终极使命的一部分。

从今往后，中国的民主化将会随着海洋立国而水到渠成；它当是以多元一统（而非分裂）为前提，以摆脱西方的致命重压为条件，以恢宏德教、涵融西方为内容，以改造现代民主、推行王道大同与天人合一为旨趣。否则的话，那是置人类自毁于无救。《易经·随卦》曰：“随有获，其义凶也。”中国随顺西方，即使达到欧美标准，也是徒增一个民主帝国主义，而加速地球村的覆灭！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最终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宁在其为西方……和她的夙有品质两相结合，开创新局。倘若达不到此目的，纵然取得其政治独立，又有何价值？”^[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