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来看欧洲从中古到近代的转型，其间到底有没有一个西方传统？一目了然地透视历史场景，分述六点如下：

（甲）传统元素

西方学者称：形成近现代“欧美奇迹”的三种传统力量是：古典潮、基督教和日耳曼，亦即：A.古希腊和罗马；B.基督教，犹太一神教的分支；C.日耳曼诸民族，原是欧亚草原的游民部落。然而实际上恰恰是相反的。这所谓的西方历史传统的“三要素”，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对欧洲转型起到了任何积极作用，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分别辨明：

第一，如前所述，中古后期和文艺复兴期间伪造的“希腊思想”，诸如亚里士多德和逻辑与逻各斯，都是进步的阻碍，因而在科学革命的前夕，被欧洲知识界吐弃为“教条主义”，并且还援引中国文化批判之。^[3]

第二，在中世纪后期，依旧垄断文化的教士阶层，虽然也参与海外殖民，但他们阻碍西方转型之久，真是难以想象——从文艺复兴算起是四百年，从哥伦布越洋算起是三百年！最后还是靠中国文化来打碎神权禁锢的。^[4]

第三，原始野蛮的日耳曼人既是“原罪、性恶”的载体，又是其受害者，他们多投身于宗教和贵族的火拼。而典型的日耳曼人——被康德和黑格尔所吹嘘的“优秀人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呢？罗素说，直到19世纪，他们始终被拉丁语系民族视为文明中的下等人。^[5]

（乙）典型事例

在“发现新大陆”的一百年之后，许多在海外布道的传教士返回到欧洲时，发现这里的人都在窝里斗，俨然是个相争相害的“霍布斯邦”（16—17世纪的“末日战争”），^[6]毫无“向上的朝气”。^[7]教士们觉得有必要、有责任改变欧洲的精神靡溃。于是，就有一名牧师，也是很有名的意大利学者，叫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544—1617年），写了一本题为《世界全览》的书，进行鼓动，被翻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广为流传。其中心思想是：欧洲最为优越，所以“上帝的选民”有资格、有能力去征服和统治美洲、非洲和亚洲。然而，作者给出的论据令今人啼笑皆非，竟然是：只有欧洲才有四大发明，加上火药炮（这也是中国发明）。^[8]这说明什么呢？当时的欧洲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确实都是一穷二白！然而，这本书似乎真的使欧洲人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们加紧全球征服的步伐——把欧洲的“祸因乱源”整然地（不再是部分地）转到外部世界。

另外，乔万尼·博泰罗也是第一个定性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的西方人。他给的理由同样是可笑的，即：中国没有贵族统治，没有侯爵和公爵等阶级特权和世袭；中国只有一种国家税收，而没有封建割据和关税林立。^[9]

（丙）千载难逢

如前所述，欧洲转型应当归因于历史机遇，那就是“东方赐予”。伏尔泰说：“东方文明赐予西方一切。”^[10]其中，华夏科技不仅奠基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为它打破了地理障碍的瓶颈，从而使“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西方人开始拥抱“全球性生态”（生物圈）和已经为它准备好的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循环的体系。^[11]试想：对于任何一个别的（非热带）民族来说，如果要有这样的“天赐良机”——获得一个比本土面积大千百倍的海陆生态，那它必定会在一两代人的功夫就会产生奇迹。但欧洲却是在没有遇到太大抵抗也不存在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足足花了近三百年，即从1492年算起，二百五十年之后开始起步工业革命。之前，随着灭土著、挖金银、劫宝库、贩黑奴、种植园等，财富滚滚倾注己方。(www.daowen.com)

若是从宇宙的“天眼”来看，这个欧洲转型或“人间奇迹”，却是人类精神发生错乱所致：几大洲的万古智慧之“放之四海”，却服务于“性恶”；万千生灵之“泯乎三界”，即牺牲于“原罪”；再加上全球的生态、资源和财富的自然分布皆被打乱，而像重新创世一般地倾斜于西方。生物圈为之折寿达99%以上，此乃生命星球被智能生物提前毁灭的“通则”！^[12]

（丁）以怨报德

上述乔万尼·博泰罗所鼓动起来的“欧洲优越”，却被耶稣会士从中国寄回的信札大泼冷水。17—18世纪之交的欧洲在经济上开始暴富，但在文化、制度和艺术等许多方面都还是贫困不堪，而且陷于全面的本土混战。于是，在华耶稣会士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迥然不同于往昔间接和零星的科技传递，这次可是各个方面的引进中国：A.哲学：矛盾辩证和非宗教观；^[13]B.经济：自由竞争和惠民政策；^[14]C.科学：有机整体与单子全息；^[15]D.政治：文官考试和俗世行政。就连蔑视中国的黑格尔也承认，举贤任能的中国是欧洲政治改革的楷模。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启蒙西方”，即建立非宗教的、以人为本的俗世文明。而后，从19世纪初开始，欧洲思想界别的反华仇华。从早年教士的“福音殖民主义”，经过“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变为康德、黑格尔的“理性种族主义”（康德抛出“科学种族论”，黑格尔重提征服世界，还包括对中国）。但此两人都是直接或间接撷取中国文化和别的东方文化，而自成一家的。

（戊）中国启动

从中世纪初到“转型”的一千年里，欧洲人先被蛰伏于“上帝救赎”，再是内耗于神权禁锢，不存在发展或进步；要说有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国前牵后推的。前牵是精神幻觉，指从马可波罗到哥伦布的“中国引力”，^[16]这对于连续数世纪精神低沉的欧洲人来说，^[17]是海风里所夹带的清新空气。后推是实际驱动：Ⅰ.中国马蹬传入欧洲，引起了革命，使部落头领变成了骑士，并使冷兵器得到升级，愈益积累战祸。Ⅱ.几百年后，火药又使冷兵器被热兵器所取代，首先革了骑士的命，因为这个阶层成了热兵器的脆弱目标。Ⅲ.四大发明对西方的深远影响，按照培根所言超过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另外还有众多的中国发明，奠基了其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Ⅳ.作为转型的主要障碍的教会，因向中国传教而引火烧身，启蒙思想家援引中国文化来炮轰教会，这是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于是打到了教会、贵族和王室，后者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都在试行受中国影响的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历史极具讽刺性！

中国转动欧洲长达一个千禧年，花了九百年才解除神权禁锢，最后是原罪爆炸，天翻地覆，以致现在我们唯一的生命星球都岌岌可危了！对此中国似乎应该下“罪己诏”，光是四遗贤发表“世界宣言”推卸责任怎么行呢？

（己）转型前夕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危机的趋势压倒一切。每每被外部因素点燃的“进步的火花”，就熄灭了，看不到一点近代化的迹象。“不是重生，而是挣扎；不是迈向美好的未来，而是丧失黑暗的宁静。”^[18]13—14世纪往后，连续灾祸数百年：教俗冲突、教派互争、各邦相屠、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等，直到17世纪中期，法国学者还悲叹道：“我和我的欧洲同胞正生活在‘铁器时代’的……革命和动荡之中。”^[19]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陷于不可自拔的危机综合征。它是“一体多因”：底层是生态环境的危机，再分别是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宗教和精神危机，互为因果而全息激荡。生态、人口和经济危机根源于其社会机体的病入膏肓，其他危机则基于其上。但影响并发症的外部因素则为中国，那就是：Ⅰ.中国因素在后期化解危机，即中国的农业技术和越洋技术；后者是决定性的，若非如此，欧洲必毁无疑。Ⅱ.中国因素在前期加剧危机，即：A.中国马镫催生骑士，潜聚战祸；B.火药使骑士阶层沦为脆弱目标，而被摧毁；C.印刷术助长反叛，令教会分裂混战。

中古与近代之交的欧洲的并发症是通向社会消亡的，除非具备两个“法宝”或其中之一：一是和谐文化，欧洲绝对没有；一是越洋技术，中国雪中送炭。如果没有后者，其他技术越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则越烈，因而社会的毁灭概率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