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方根本不能创造民主；它的“民主”只是机遇，而且是与中国赐予分不开的。欧美民主本质上是人类的政治文明的严重退化。要证明这几个命题并不难。

西方的精神基因是原罪与性恶，它会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这是属于人类的负面性或劣根性，是在儒家所讲的人禽之辨以下的这个层次（人退化为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但在具备了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条件下，任何邪恶的族群都会自动形成理性，民主与法治以及别的文明价值均可应运而生。此乃“有条件的理性”，它相对于其受害者——“无条件的非理性”（不具备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条件），两者互为因果。然而，这样的条件是不可靠的。就拿嫁祸于外、损人利己来说吧，它遭遇反弹或反抗也可能是极大的。怎样才能保证压倒一切、无与匹敌呢？那就必需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但这是可遇不可求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www.daowen.com)

如果西方的原罪、性恶不具备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条件，亦即，它的内在的祸因乱源不能疏解于外，而是聚爆于内；那就相争相害、内讧内耗（霍布斯邦），在此情况下，若非神权禁锢或极权高压，很快就会自体毁灭，因为西方没有化解矛盾或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的文化。那么，西方是否能够自我改变、自我拯救，做到剥极必复、否极泰来，从而永远是有条件的理性，永远拥抱科学与文明和民主与法治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矛盾在内，祸乱不止，负能量（破坏性）压倒一切。近代西方之“时来运转、扭转乾坤”，在各个方面都得力于中华文明，诸如打碎神权禁锢而建立俗世社会，打通全球地理而从事海洋扩张，奠基物质文明而步入发展轨道等等，无不如此。就连西方首次具备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的条件（1492年），都是凭借源自中国的火药枪、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的。西方之所以能够走通这条路，并且由此主宰世界数百年，还有它自己一方的决定性的客观原因，即：在中国传统科技和基于它的现代科技的前提下，西方的地理环境（海洋地缘、地缘政治），对于其余世界具有绝对的战略优势（犹如历史上的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地理上所具有的，对农耕社会的居高临下的战略倾轧）。西方的如此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只能保持五百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