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中古—近代之交发生转型，实际上这是它的首次的文明化；而在此前，它则是前文明、前国家、前文字和前历史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语）。既然“中国提供了第一个治理井然、富强国家的榜样”（China furnished the first example of a disciplined，rich and powerful state.）^[19]，那么，当时的西方从中华文明中学到了什么呢？答：它所学到的只是“器”（用），而非“道”（体）。《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西体中用。只不过近现代西方是“器盛”，压倒一切，故而它的“器用”变为普世性的显学（科学和科技百科及相关知识），以致我们误认为是西学。19—20世纪的中国承受忧患，龙屈蛇伸（“蛇”喻《圣经》中的蛇，亦即近代西方的“浮士德文明”），故而她的“道体”成了遁世性的“隐学”（《中庸》曰：“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这里仅就政治文明的大体，谈两点：

第一，近代西方从中国文化中所撷取的，主要有五：Ⅰ.超宗教之人文观：人文化成，入世人生，为仁由己；Ⅱ.非贵族之平等观：废除阶级，有教无类，学优则仕；Ⅲ.重民生之经济观：利用厚生，货值发展，仁政富民；Ⅳ.合理性之民治观：选贤与能，文官考试，贤能治国；Ⅴ.齐政型之管理观：体国经野，励精图治，政通人和。(www.daowen.com)

第二，近代西方在其引进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并非择善而从、取精用宏，而是中为洋用、摈弃道体。西方人自从启蒙运动撷取和践行中国的政治哲学，却忽略或摈弃了儒家的“治道”。后者的内容主要有五：Ⅰ.王道及天下观（讲信修睦，天下太平）；Ⅱ.天道及天人观（人与自然，天人合一）；Ⅲ.无对及中庸观（无排他性，和而不同）；Ⅳ.尚德及道义观（重义轻利，内圣外王）；Ⅴ.人性善及德礼观（重在感化，超越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