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及其政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迥异之点。中国传统政治的美善及灵妙，非内修“慧眼”而不能观赏。唐诗云：“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站在现代民主的“高度”来藐视、鄙夷历史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犹如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反之，现代人应该对传统文明与政治肃然起敬、望洋兴叹才对呢！——美国杜威学派正是这样，如两位美国教授安乐哲、郝大维所说：

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古代）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19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7]

孙中山指出，中国政治哲学臻于至善，是西方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说：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民族主义·第六讲》）

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设置，不局限于某个时空的民族国家，而是服务于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他说：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之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要。^[8]

按照罗素的说法，即使是具有帝王形式的中国传统政治，也比现代西方政治要民主得多、高尚得多。其理由有三：Ⅰ.西方人挣脱了神权禁锢，却也抛弃了道德。^[9]而中国传统政治则发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功能。Ⅱ.西方政治则总是被其性恶、原罪的民众所绑架，而致力于破坏性的物质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中国传统政治则具有行之有效的天下太平的韵力，以致朝贡内外都安享泽被。^[10]Ⅲ.所以“现代政府十分之九都是有害的”^[11]。反之，“如果世界都像传统中国，世界都幸福”^[12]。

西方从中国所引进的民主，仅是皮毛，而且把正面，变成了反面（破坏世界和平与地球生态）。以下是政治文明的比较：传统华夏与现代西方：

表解　比较中西政治：“四性”

表解　比较中西政治：“十观”（左为传统中国，右为现代西方）

关于政治文明的层次：

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从它而下，即老子所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优劣顺序：无为→仁政→霸道→暴政。我们再把老庄融通于儒家，那么，政治文明的由高向低的四个层次是：(www.daowen.com)

A.无为在宥；B.德礼之治；C.仁政法治；D.霸道暴政（按：西方及现代政治处于后两个阶段，欧美民主对内是仁政法治，对外是霸道暴政，两者互为条件）。

最高境界（太上：无为在宥）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正如唐君毅所说：

儒家所理想之天下既治之局面，乃人人皆以礼乐自治其心身，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经济上之利用厚生之事，则当赖人民自为，更无特重政府之管制之意。儒家之太平之世之政治，亦近乎无为之治，故孔子亦谓“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儒、道二家之理想政治社会，实皆同为使人民不感有政治权力之存在，觉“帝力何有于我哉”。^[13]

比较的结果：在理论与实践上，中国传统政治都是处于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峰，并且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制度的正宗源流；而西方民主政治，虽在今日被普遍称赞，但实质上则是一种陷溺。这样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让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或许大家会有所认同。

儒家在两千多年前使中国人对宗教敬而远之，而让他们世世代代、自觉自愿地向善尚德。但是，儒家在17—18世纪启蒙欧洲，却功败垂成——西方人抛弃了神权，也抛弃了道德，世界与中国反受其乱。西方的原罪、性恶无所制约，犹如洪水猛兽，祸害自然及生态，摧残异域及文化（传统道德）。这样一来，整个人类在精神上都退化了，都退化到了“哥特式的现代野蛮”^[14]——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亦即儒家所云“人禽之辨”以下的“人”。19世纪的加拿大作家格兰特·艾伦说：“现代英国人比野蛮人更野蛮。”（modern Britons are more barbaric than the barbarians）^[15]

那么，无道德的野蛮人何能组成社会，何能拥有文明？进而，西方人是怎样成为像马克思所说的没有道德、自私自利的“文明人”的呢？^[16]回答是：“近似于禽兽的野蛮人”分为两种：A.有条件的理性；B.无条件的非理性。如此“理性”是西方人组成社会和拥有文明的关键元素。很多中外学者都认为，“理性”是西方文化的特质之一，但这是非常错误的。更有甚者，一些中国的“西化精英”称，西方的少数“天才”所设计的制度，能使群氓、无赖和罪犯都变成了“理性之公民”（如休谟所论）；这真是糊涂透顶、愚蠢之极！理性为何物？它是人作为社会生物的一种本能：在社会环境宽松和富裕的状态下，大部分的动物种群都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有序和妥协。人也是如此，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理性是人人皆有的潜质，它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个条件，在近现代的西方是“恶”——嫁祸于外，损人利己；在历史上的中国是“善”——天人和解，互助共生。西方之恶的最大化是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由此，在其暂时胜利的情况下，西方的理性的文明功效越发凸显。然而，西方自身并不能开启理性和创造条件，一切都是源于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的理性及其条件，是和平发展的结果。尽管如此，在管子看来，理性（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是社会的初级层面；而作为文明，社会则应该上升至较高层面，即有道德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经过春秋战国和楚汉之争，到西汉前期，传统的教民化民、移风易俗的文化事业尚未恢复和全面展开。所以“有条件的理性”不失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功能，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这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发挥了管子的“有条件的理性”的思想，即（白话文）：

管仲说：“粮仓充实，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节是在富有时产生的，贫穷时废弛。因此，有统治地位的人富有，才会推行德政；百姓富有，才能本分劳作。海深则鱼聚，山深则兽多；人变富有，则仁义就会依附在他的身上。富贵的人得到权势就更加显赫，失去权势，做客都无处可去，因此而没有乐趣。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因犯法而被处死于市曹。”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啊！所以说：“普天下的人熙熙而来，都是为了利，攘攘而去，也都是为了利。”那千乘的封国，万户的列侯，百室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是百姓？

显然，社会环境的宽松和富裕就是理性的条件。所以，我们说，近现代的西方人是“有条件的理性的政治动物”（近代以前的西方人是“无条件的非理性的野蛮人”，故须神权禁锢）。那么，近现代西方的这个条件是怎样具备的呢？那就是：嫁祸于外，损人利己，牺牲异域与自然，而使全球的财源资源向着西方滚滚倾注！只有那些否定或损害其余人类的生存权的民族，其内部的“上帝的选民”才有人权，例如美国的自由女神是竖立在印第安人的尸骨之上的。

表解　政治文明的不同层次：传统中国臻于高级阶段，现代西方则是退化

西方之所以能够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具有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亨廷顿承认，西方之赢得世界，不是依靠文化、宗教或制度的优越性，而使依靠有组织的暴力的优势。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西方在这方面能够压倒其反抗者？那就应当归因于西方的最基本的优势——地缘政治（海洋地缘：一如历史上的草原好战部落在地理上，对于河谷平原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战略优势）。

由此可见，西方文明及民主是属于社会生物的本能这个低层次的，只不过它幸运地成为“有条件的理性”而已。相比之下，在此方面的失败者和受害者则都是相对的“无条件的非理性”。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由暂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地理条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