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富兰克林等美国的缔造者透过欧洲启蒙运动,而与中华文明接轨,那在思想上源于儒家的重农学派,是其中的主要媒介。美利坚之建国尤能体现儒家的世界性的“车同轨、书同文”与“平天下”——中国文化透过中西之地理发现、世界联通,在“新大陆”开花结果了!清代儒家云:
天欲使尧、舜、孔、孟之教自中国以施及蛮貊,列圣先天而不违,故在二百年前即已启其机栝。盖天地无外、圣人无外,故列圣之包涵遍覆亦无外。吾知百年内外,尽地球九万里,皆当一道同风,尽遵圣教“天下一家……”之盛,其必在我朝之圣人无疑矣。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丕变其陋俗。[35]
当然,“平天下”进入最后阶段,其所面对的忧患也是极大的(这里只谈它的正面意义)。
劳里·拉佩利说:“最著名的,孔子关于好的政府需有全民教育这一信条,启迪了欧洲思想家们。参考顾立雅和基廷便可知,孔子的中国古代哲学通过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学术界,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36]
亨利·汤普森也说:“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再通过富兰克林与法国哲学家的友谊和通过托马斯·杰斐逊,儒家进一步影响了美国民主。”[37]
北美殖民地的建国者们无不敬仰孔子。[38]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中庸》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在北美殖民地的后期——美利坚建国的酝酿期,建国精英们渴望在其同文同种的、大洋对面的欧洲,获得可资借鉴的“传统”和积极意义的“范式”。但是,那里更多的是令人厌恶、罪恶滔天的贵族等级、神权禁锢和日耳曼式的混战,再加上他们的“母国”又是暴君式的压迫者。
恰值此时,沛然德教溢乎泰西,犹如云开见日,春风化雨——被放逐的“孤魂野鬼”岂不热烈地沐浴于阳光雨露:欧洲的“中国热”——启蒙运动!
指导北美精英及其建国立宪的精神,是与基督教相左、而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一脉的“自然神”(Deism);后者被他们溯源于孔子,称其思想为“自然哲学”。欧美学者把中华文明视为非宗教的“自然主义”的实践典范。[39]“历史学家称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40]美国学者罗伯特·奥利弗说:“魁奈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理性的自然神的发展得力于儒家的范例;即使是民主……也是受助于儒家。”[41](www.daowen.com)
包姆和哈里斯两位学者写道:
美国建国那一代的欧洲移民从关于儒家式的中国文明的著述中,寻求抽象的经验教训。他们着迷于有关大圣人(孔子)与治理国家的翻译文字……以及那个伟大文明的神韵和她的国富民安……耶稣会士杜赫德所著《中华帝国全志》,交口称誉,洛阳纸贵。它使人信服于东方文明的道德力量和文官管理的创造效应,诸如大运河、长城、文官考试制度和国家税制等,凡此都说明该国的资源配置与国内贸易之间的有效均衡。伏尔泰、魁奈和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家(后来称作“重农学派”)推崇中国的稳定的、繁荣的文明,要求西方模仿之。
上述读物和思想家引导着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的事业,两人去巴黎——当时西方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取经,探索立国之道。富兰克林详细了解中国,查询东亚的植被、动物、工艺和发明等,他尝试引进中国的风车、桑树、丝织、大黄、稻米、造纸和中心暖气等。杰斐逊得到一部杜赫德的书,他喜欢中国的戏剧和园林。更重要的是,杰斐逊翻译了法国德崔希伯爵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他发挥了该书的原旨,要求美国公民把其个人素质与社会效果联系起来。德崔希伯爵扩充重农学派所感兴趣的儒家治道,再与功利主义、个人意愿和社会福祉,熔为一炉。[42]
杰斐逊传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孔子哲学,及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43]作为美国民主缔造者的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人,师承法国的重农学派——以儒学为核心的欧洲第一个经济学派(当然也是亚当·斯密和政治经济学的先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莱·金兹伯格写道:
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被儒教(文明)所震撼,以致他们在欧洲被谴责为皈依异教。他们所反馈的是赞扬儒家,尤其是耶稣会士李明(Le Compte)感慨于中国之缺少贵族等级、种姓制度和阶级鸿沟;凡此信息,贡献于法国的平等思想的发展。对法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重农学派承认,他们自己极大的受赐于由耶稣会士舶来的儒家。另一方面,富兰克林和杰斐逊承认他们受赐于重农学派。
上述影响,不管是主要的,或是次要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存在权力垄断,就像杰斐逊所指出的,是基于平等的理念。令人感兴趣的是,观察到杰斐逊和孔子两人的思想基本相似;特别是前者所关心的(国政方面)与孔子的共同点是:蔑视神秘主义,相信人的自然权利,抨击强权主义,重视政府的教育功能,相信充分施展个人潜力,和无限追求公私品德。[44]
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罗伯特也说:
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协会,第一卷的介绍中写道:“如果我们幸运地引进中国的产业、生活艺术和改进的农事,那么,美国必将很快变成像中国那样的广土众民。”(他所期望的是,孔子所云:庶而富之,富而教之。——引者)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受益于法国重农学派;其领袖魁奈宣称,他只是“系统地介绍中国思想,这是值得所有国家效法的模范”……不论杰斐逊是否直接取法中国,他首倡“自然贵族”(natural aristocracy)的政府职位。(“自然贵族”,即孟子称“天爵”,道德标准,而非血统世袭——引者)。[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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